杨照：曲曲折折转出的和善社会（第2/3页）

20世纪80年代，民主运动潮流高涨，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也就愈来愈露骨了。批判的焦点之一，正是“大中国神话”。在很多方面，“大中国”是个明显的谎言。国际社会上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愈来愈少，直接拒绝了国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对内，台湾本土生活也有许多现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国”说法的。于是在“大中国”的对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强烈要求回归现实，尊重现实。

对国民党的另一个批判焦点，是其“锁国”的做法。严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离开台湾成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特权，不让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听到不受筛选改造的信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前一种批判，引发了大型的群众街头示威，被压抑的几十年的各种权利，都化身成为一个个示威活动，对国民党抗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街头示威，而且群众和宪警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后一种批判，则终于逼出了开放观光旅游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人像长期被关在笼中的鸟儿般，争先恐后利用开放机会，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气。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会觉得台湾是个和善的社会。台湾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内部族群分化严重，“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用最难听的语言互骂，“中国人”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势不两立。政府夹在中间首鼠两端，一下子要坚持中国立场，一下子又要走本土路线，摇摇摆摆、自我矛盾。这种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陈水扁的崛起，延续为八年民进党执政的局面。陈水扁在分裂中获利。八年中他也就习惯性地反复操弄分裂状况，视之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资本。

长达八年的对立和骚动，让台湾人累了、厌了，也穷尽了所有社会分化情绪与言词的可能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一个原因。

陈水扁不是顺利光荣下台，而是在贪渎弊案缠身的情况下，卸任不久就锒铛入狱。他的权威一夕瓦解，连带地也就使得他那种冲突性的政治风格，在台湾快速破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确立，社会上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体性的不满有了日常宣泄的管道，不再会有过去那种郁结累积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选举，也就在释放不同层级大大小小的不满。十几年下来，该冲撞的、该訾骂的，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社会气氛自然会跟着和谐了。再加上这十几年，又是台湾对外开放，高比例的台湾人纷纷去到世界各地旅行、游览，看到感受到了别人的社会气氛，当然就会回头比较自己所在的环境得失。打开眼界的一种影响，是羡慕别人好的地方。去到日本搭过永远准点的火车，走在总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当然会羡慕。去到欧洲感受街头咖啡馆的轻松闲散，进到博物馆亲近文明结晶，当然会羡慕。带着羡慕心情回来，就会希望自己的社会也变好一点。不只如此，打开眼界还有另一种影响，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回来之后，会格外注意强调该珍惜的美好部分，以这别人别地没有的美好，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是使得台湾社会变和善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轻忽，国民党长期宣传的神话，产生的效果。虽然国民党提出的那个社会图像，不符合现实，也因为其中的和现实间的落差，引发后来强烈的反弹，让国民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三四十年的执政中，国民党被自己所创造的神话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尽量促进社会和谐，也必须尽量对台湾民众一视同仁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