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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忽略医生质疑的眼神，我付了款，晃晃悠悠走上沙滩，走向我的小屋。

疼痛很可笑，不是吗？让人很难清楚地记得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刀口不再那么疼痛时，更加容易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承受住极度痛苦，直到生命的尽头。我冲了一碗麦片，可是一想到吃东西，就立马恶心起来，于是一口未动，便来到卧室镜子前。一个皮肤灰白、心力交瘁的女人从镜子里机警地打量着我。正转身离开时，刺痛从腹股沟辐射至腿部，让人怀疑是不是癌症正在扩散。我需要看医生。

我一瘸一拐地去找米拉格罗斯。“哈喽？”我隔着玻璃门叫她，“有人在吗？”

她打开门。“哎哟！”看见我时她叫了一声。

“想必你看得出，”我说，“我感觉很不舒服。”

“姑娘，你看起来像是吞下了一条剑鱼。”

“巧了，正好我的肚子现在就刺痛得很。你认识靠谱的医生吗？”

“我认识医生吗？我认识医生吗？”她说，来回急躁地跳着，“岛上仅有的三个医生我都认识，我带你去找我最喜欢的那个。我来开车。”

“我能开车。”

她对我挥挥食指：“我不是请求你。岛上住着我爱的人们，我不会让你有机会撞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争辩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上了她的老雪佛兰皮卡，让她带我去诊所。她扶我上楼梯，挂号，就差让她陪我进诊室，让她握紧我的手。

但是，我独自进了诊室。一个深色鬈发、面无皱纹的女人介绍自己是埃尔南德斯医生。

“我有一个，呃，肿块切除了，现在疼得厉害，”我说，撩起衣服给她看，“我回去之后会去看我的私人医生。”——撒个小谎，我理论道——“但我希望你能给我开点药，缓解疼痛，直到我顺利返程。”

她检查了刀口，用手指按压，我则疼得紧咬牙关，真想踢她的脑袋。“疼痛是因为感染了，”她说，“一周前你就应该拆线了。”

“我以为它们会自己溶解。”

“会溶解的不是这种线。我给你做个局部麻醉，一开始会疼，等一会儿就会好很多。”她把一只巨大的注射器扎入我的肚皮，左推一下，右推一下，在我皮下灌满了冰冷的液体。

“还——是——疼。”她拔出针头时我倒吸一口气。

把注射器扔进一只医用垃圾桶后，她微笑着对我说：“现在不那么疼了，对吧？”

我做了个鬼脸，虽然疼痛变成了一种刺痛。或许局部麻醉将助我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但还是需要找一位内科医生——除桑德斯医生以外——愿意接受非处方诊疗的医生。可能会比较麻烦。

埃尔南德斯医生用镊子把血淋淋的缝合线从我的皮肤里拽出来，清洗伤口，让我一周内按时擦消炎药膏，更换绷带。然后递给我一张抗生素处方。“这应该能快速消炎。过一两天你就会感觉好很多，但在吃掉最后一粒之前不要停止用药。如果不注意，刀口会恶化。我见过有的病人因未遵医嘱，结果导致败血性休克。”

谢过她这令人振奋的叮嘱，我回到休息室。“都妥了。”我告诉米拉格罗斯。

她点点头，然后用胳膊环着我的胳膊。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诊所：我斜靠在一位年长女性的身旁以求力量，而她搀扶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娇弱的小姑娘。她扶我上皮卡后，我哭了起来。她给予的安慰、善意和微妙的母性抚慰着我，同时也让我想起不曾奢求过的东西。因为那一刻，我所渴望的并不是丈夫出柜前的生活，也不是踏入桑德斯医生办公室之前的片刻，不是保罗和父亲这两位世界上最最爱我的人。而是，我的母亲。

米拉格罗斯似乎明白我哭泣的原因并非疼痛：“姑娘，没关系。不论是什么，都会过去的。此刻你在这里，你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