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闪问秋雨（第2/14页）

文化偶像是在时间过程和空间选择中自然产生的，因此不必刻意“树立”。既然这样，也就不存在数量和度量的问题了。

秋雨老师怎么看现代公务员热？

余秋雨：这与谋生的安全性有关，很正常。但就我个人而言，却主张择业的个性，哪怕是冒险。所谓自由，最后要看个人的支配时间的多寡。把安全与自由相比，在择业上，我偏向后者。

最近几年很多官员因为重大事故被问责下岗，对这件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应该。中国的官本位主义太强大了，应该让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风险。我只希望，在文化、宣传部门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论定。

例如，很多传媒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一起造假，这里传媒的负责人和上级领导应该被问责下岗；又如，花费巨大的政府资金打造了一台宣扬“政绩”的演出，而最后没有一个观众自愿买票进入剧场，这也应该看成是“重大事故”；

再如，一座城市的文化渣滓通过官方渠道严重伤害了一个文化创造者，相关官员冷眼旁观不闻不问，这样的官员也必须受到责任处罚……

我甚至认为，在大学里，教授们大肆抄袭他人论文，某些学科的教育质量已经长期跌到高校的底线，或有些专业的毕业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应该视为重大事故而被问责下岗。

下岗就是下岗，不要变成“同级别调动”，使“问责”变成了官场巡游。

这样的官员，我看到的太多了。

好像文化领域一直有三四个人在不断地攻击您，每次都是抛出一个危言耸昕的新闻，然后全国报纸转载，而您总是不予反驳。后来风潮过去，那些报纸也没有态度，只等待着下一个危言耸听。

对此，您能说几句吗？

余秋雨：一共五个人，后来退出一个，剩下四个。以前都是我的狂热崇拜者，但崇拜过了头，一个盗印我的书，一个抄袭我的书，都受到我的斥责，他们就转身成了攻击我的人。由于我国法律在实际执行中不把诽谤罪、诬陷罪、侮辱罪列入刑事案件，更由于我国的媒体热爱名人的负面新闻而不必承担任何罪责，他们这四个人十几年来如入无人之境。

他们最想与我“辩论”，我当然不给他们机会。我以无言的方式，把他们锁定在他们的等级里。对此，王元化先生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说：“十几年来，他们除了骂你，没写过其他任何像样的文字，而你，除了没有回骂，却写下了一切。这就够了。”感谢王元化先生。

他们这么几个人，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理由只有一条：沉积在中国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恶，在文革中爆发过一次，后来被压抑了，终于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倾泄的口道。为此，我深感荣幸。

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有什么话要说？对于当下中国众多文化人的八十年代情结您又是怎么看的？

余秋雨：那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年代。由于“文革”灾难刚刚结束，大家记忆犹新，因此是非清楚，大道彰然，即使争论也明明白白。不像后来，记忆渐淡，那些小人又重新活跃起来咬人、毁人。

八十年代由于小人的集体冬眠，在文化上进入了一个大思考、大决裂、大创建时期，一片意气风发。直到今天，我们还会穿过身边密密麻麻的小人阵仗而梦回那个年代，一次次热泪盈眶。

成年人似乎面临着来自小孩子的挑战，电视上小学生可以挑战成年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在使用愈加频繁的电脑影响下提笔忘字，念不对语音，说不好成语，写不对笔顺。更多的成年人在历史年号、典故知识的记忆上也比不上自己的孩子。您认为，成年人应如何面对基础文化知识的重新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