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课 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文人（第4/4页）

余秋雨：哈哈，你还是合不得谈魏晋清谈的负面效果，坚持着它的正面意义。平心而论，如果作为一门课程正面论述魏晋清谈，花费一学期、一学年都值得，我也鼓励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的博士论文可以多写一点以魏晋清谈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但是，我们现在的课程是对中国文化史的快速扫描，只能稍稍涉足便拔腿而走，要急着讲讲它对中国后世文化的负面作用了。

中国的文化历来与政治关系密切，清谈本来是可以拉松这种关系的，但是，如果这种关系没有拉松，那么，反而会把空谈之风带人政治。不幸，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高层哲学依然没有怎么发展，而文化人却越来越喜欢空谈政治。你所说的清谈把佛学、儒家、道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有的，但功劳不全在清谈，融合程度也不能估计过高；而文化人空谈政治的风潮，却越谈越烈，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弊病。用我的话来说，该空的不空，该实的不实，造成两头失落。

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也有不少人对此进行检讨。他们发现，很多文化人平日喜谈玄空的心性、道统，又自以为能够以此治国，连社会上很多人也有这个误会。但每次出现社会危机，朝廷急急地把他们拉出来做顾问，结果总是一塌糊涂，甚至加速了朝廷的败亡。即使在平时，要这些人来管理行政，也是一片疲沓、民生不振。于是，清代出现了一些提倡“实学”的呼吁，明确指出空谈已经成为很多文人官员掩饰自己低能、丑陋的保护伞。

因此，研究魏晋清谈和它的后续影响，可以成为打开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结构的一把钥匙。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不能光是说人格结构中有几分儒、几分道、几分佛。这种人格结构中最严重的裂痕是，理性抽象能力和实践执行能力的对峙和互消。这就造成了上又上不去、下又下不来的两难境地。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一直在这两难境地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