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第2/3页）

丛治辰：我认为儒家讲究有差等的爱，是源于现实可操作性的一种思考。爱这种东西是需要训练的，需要推此及彼，由近及远，因此自然产生一种级差。首先是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同事，然后再推远到爱陌生人。但如果不管是对一个陌生人，还是对一个熟悉的人，乃至对你的父母，你的爱都是同样的，做到“兼爱”了，即使不能断言你是虚伪的，那么其实也很难真正做到。

余秋雨：都说得很好。你们的水平，已高于外面不少学者对同类问题的讨论。你们的优点是抓住了事情的“简单理由”。“简单理由”也就是“基本理由”，很多学者抓不住，只能靠引经据典、晦涩言辞来掩盖。一切低智状态总是以高智状态来装潢的，但真正的智者不喜欢云遮雾罩。

安安认为，儒家有等差的爱，出于他们的理想体系；牧笛认为，出于他们对社会的关注重点；治辰认为，出于他们对于可操作性的设计。这三方面，都说到了儒家做这种选择的合理性，都没有说错。

但是，产生的理由不等于产生的后果。儒家有等差的爱的后果如何？这是对这种理论的最好检验。由于儒家一直受到尊崇，因此这种后果也就有了两千年的聚集。如果要看当年墨家批判儒家是否有道理，就要用这两千年的聚集来回答。

事实证明，有等差的爱确实比兼爱更便于实行。按照儒家的设计，中国人把家庭伦理之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当这种家庭伦理之爱放大到朝廷伦理的时候，等差观念就远远超越了仁爱观念。等差把仁爱化作了敬畏、窥测、追随，变成了一种上下服从的行政文化。这种状况对于王朝体制的巩固、社会管理的强化有很大的帮助，但在中华文明的精神素质上也带来严重的缺漏。

例如，长期以来中国仕子追求“忠孝两全”，也就是只把情感投注在朝廷和家庭两端。但是，对于朝廷和家庭之间的辽阔的中间地带，却很少予以关注。这辽阔的中间地带，也就是公共空间。有等差的爱，使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行为缺少明确引导。就像上次王安安同学说的，直到今天，中国游客在外国经常因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毛病受到抨击。原因正在于，他们未曾获得过在正常的公共空间对陌生人表达爱心的行为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明白，当年墨子正是要用兼爱来填补这些无爱的公共空间。墨子的形象，突然在我们的一次次遗憾中重新清晰起来。

有等差的爱，让人为了辨别其间的等差而不胜其烦。因此，不以亲疏为界，不以等级为阶，敞开胸怀兼爱他人，兼爱众生，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更新之道。在这方面，佛教和墨子，埋下了很好的种子。

由“兼爱”，必然会引致“非攻”，这里面有一种逻辑关系。墨子的“非攻”思想，包含着好几层意思，其中最显现在外的一层就是在一个战乱的时代反对战争。在这一点上，墨子的“非攻”思想，是一种比儒家更彻底的和平主义。儒家说，不要去追杀败逃的敌人，他们逃跑时战车如果卡住了，我们还要上前帮忙抬一抬，这就是儒家的仁爱。在墨家看起来，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任何攻击性的侵略行为都应该被否定，这就是墨家的“非攻”。

墨子彻底反对战争，体现了他所代表的劳苦大众的心理。从表面上看，上层社会说了很多“息忿止战”、“和为贵”的话，但都还想在战争中谋取名利。真正反对战争的，永远是劳苦大众。战争对他们而言，是做壮丁、当炮灰，背井离乡、抛尸千里。所以，当我们按照底层社会的普遍心理来考虑，墨子“非攻”的思想就很容易理解了。

吕帆：按照秋雨老师的思路，能不能这样说，墨子并不仅仅是站在某一国反对另一国，而是站在一切被欺侮群体的方位上。因此，墨子的“非攻”思想，体现了一种被征服者的立场，是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和地位来说的。这种弱者的姿态和地位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失，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强者和弱者的区分，现在这个时代也存在这两个阶层，在这种意义上，墨子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虽然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往往无法实行，但是他替弱者一方发出了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