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一章 “惊人场面”（第25/26页）

几乎没有访客知道毕司沃斯先生在这座房子里的地位。并且，他的地位立刻就变得很模糊。他发现自己被挤在一间屋子里，时常找不到莎玛和孩子们。“八元，”他悄悄对莎玛说，“这是我每个月付的租金。我有我的权利。”

玫瑰花丛和生长着睡莲的池塘遭了殃。

“安装绊网，”他告诉莎玛，“然后让他们得意。‘啊，这里是什么东西？’”他模仿着一个说印地语的老太太，“然后，哎呀！绊着了！晕头了！摔倒了。所有的漂亮衣服都脏兮兮的。脸上湿乎乎地沾着泥。让这种事情多发生几次。然后他们就知道那些花可不是生来就是这样子的。”

两天之后，他绝望地放弃了他的花。傍晚他出去散步很长时间，尽可能地待到很晚才回来。他还去拜访了几家警察局，试图找些故事。有一天，他在外面待到街上野狗开始游荡的时候才回家，那些没用的东西结群搜索食物，听见人的脚步声立刻逃窜，留下打翻的垃圾桶和翻寻过的垃圾。他回去时房子里仍然人来人往，但是鼎沸的人声减弱了许多。他在自己的床上发现四个孩子，但他们不是他的孩子。从那以后，天刚擦黑他就占据着房间，上着门闩，无论外面的人怎样敲门、叫喊、刮擦门和哭闹他也不开门。

他和奥华德之间的密切关系几乎立刻就烟消云散。奥华德大部分时间在外面进行告别拜访；回到房子后他马上就被朋友们、亲戚们包围，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哭泣着，七嘴八舌地提着建议，私下里又议论这些建议，以此证明他们的关心：关于钱的建议，关于天气、食物、酒精和女人的建议。

照相的时候到了。丈夫们、孩子们和朋友们注视着奥华德和沙克哈摆拍，和图尔斯太太摆拍，和沙克哈、图尔斯太太以及一大批姐妹们合影，因为这一悲伤的场面，她们不顾那个华人摄影师的请求，在镜头前愁眉苦脸。

最后一天，赛斯来了。他穿着卡其布制服，脚蹬半筒靴走来走去，他居高临下，所到之处人人噤声。他不在的时候也会引起注意，每个人都等候他。但是最后的家庭会议之后，奥华德、沙克哈、图尔斯太太和赛斯看上去神情严肃，这是没有达成协议或者是悲哀的象征。

当毕司沃斯先生把《特立尼达卫报》的摄影师带到房子里来时，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他驱散了客厅里的人，不停地指挥着奥华德和摄影师。第二天早晨，报道在报纸的第三版上刊登出来——《特立尼达人前往英国攻读医学》——但却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因为那些人不是在给孩子们穿衣服去码头就是在弄去码头的票，其他的人都在哈瑞的领导下在帐篷里做礼拜。

最后他们到码头去了。只有新生的婴儿和婴儿的母亲留下。图尔斯家的人三五成群，打量着轮船。轮船的围栏边已经站着途经此地的旅客和轮船上的员工，他们争先恐后一睹西班牙港的异国风情。听说送行者可以上船，不一会儿图尔斯家族和他们的朋友们就已经在船上泛滥成灾。他们瞪视着船员们和乘客们，盯着阿道夫·希特勒的照片，认真地倾听着他们周围需要喉音发音的语言，为的是以后可以模仿。年长的女人们踢着甲板、围栏和船的两侧，验证船是否坚固得足以航行。有一些多愁善感的人借这个机会坐在奥华德的铺位上哭泣着。男人们更腼腆一些，也更遵守船上的规矩，他们手里拿着帽子，沉默地四处徘徊。当一个船员开始发放礼物的时候，他们对于轮船和船上的人的疑惧都一扫而光：给男人的是打火机，给女人的是穿着乡村服装的娃娃。这段时间，没有人注意毕司沃斯先生，而他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刻意地在船上跑来跑去，和外国人交谈，在本子上做着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