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部 第二十章（第36/55页）

①革飞努斯（1805～187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文学史家。

②斯罗萨（1776～1861），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

这种奇怪的自相矛盾并非偶然。这种情况不仅到处可以见到，而且世界通史家的论著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一系列矛盾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通史家一走上分析矛盾的道路，就半途而废了。

要把几种分力组成一个合力，则合力必须等于各分力的总和，世界上的通史家们从来就没有恪守这个基本条件，因此为了要说明合力，在找不到足够的分力的情况下，只得假设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不可解释的力量。

专题史学家在论述一八一三年远征或者波旁王朝的复辟时，很直率地指出，这些事件是由亚力山大的个人意志所造成的。但是通史家革飞努斯断然否定专题史学家的这种观点，他极力证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波旁王朝的复辟，除了由于亚历山大的意志外，还由于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其他诸人的行动造成的。

这位传记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化为以下各分力部分：塔列兰、谢多勃良等等。这些分力的总和也就是谢多勃良、塔列兰、斯塔埃尔夫人以及其他诸人的作用，显然不等于整个合力，也就是说，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顺从波旁王朝这一现象。因此，要说明这些分力是以何种方式变成千百万人屈服的原因，也就是说，等于一个A的那些分力是怎样得出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的，这位史学家又不得不回到他否定的那个力量——权力，并且承认权力是那些力量的合力，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影响合力的力量。通史家们就是这样做的。其结果是他们不仅与专题史学家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乡下人不懂得下雨的原因，他们说“风吹乌云散”，还是说“风吹乌云来”，这要看他们需要雨还是需要晴天而定。世界通史家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他们愿意这样说的时候，当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权力是事件的产物，而当他们需要证实其他论点时，他们就说：“权力造成事件。”

第三类史学家，就是所谓的文化史学家，他们遵循通史家开辟的道路，有时认为作家和女人是造成事件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的理解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所谓的文化、智力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学家完全追随着前辈通史学家走过的道路前进，因为，如果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相互关系来说明，那么，历史事件为什么不可以用某些人写了某些书来说明？文化史学家从伴随着每个重要现象的大量特征中选出智力活动这一特征，并且声言这一特征就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尽管他们竭力证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而我们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承认智力活动与民族运动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承认是智力活动指导人们的行动，因为宣扬人人平等的学说，所引起的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宣扬博爱的学说所引起的罪恶的战争和执行死刑，这些现象同这种假定相矛盾。

但是，即使承认那些充斥于史书的荒诞离奇的论断都是正确的，承认各民族是受一种所谓观念的不明确的力量所支配的，而历史的主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或者，除了以前君王的权力，除了世界通史家所提出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还要加上一种力量——观念，而观念同群众的关系则有待说明。如果说拿破仑拥有权力，所以事件就发生了，这还可以理解。退一步说，拿破仑与别的势力结合起来，成为发生事件的原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本《民约论》①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如果不把这种力量和那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说清楚，就无法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