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与中国杰出人才的缺乏（第3/3页）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大学教师、学生都能够努力读书刻苦钻研，以在“大破”的战争中求“大立”的文化科技，以学术文化建国。金岳霖、冯友兰、梁漱溟、沈从文、老舍、巴金等，写出最好的东西的时间几乎都在20世纪40年代。现在和平、富裕多了，为什么不能？！除了缺乏人所共知的氛围外，还有一个字——懒！因为我们除了呐喊，还必须实干，必须创造。不过真的很难作较高期望，金岳霖培养出弟子殷海光等人，但他的徒孙就不行了。现在北大的哲学教授不是像金岳霖一样，提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和思想，而是一辈子阐释金岳霖及其同时代人的思想，这就是差距。

当然，现在也有令人欣慰的时候。如我在湖边散步时，迎面走来一对大学生情侣，男的用粤语说：“其实教教书，做做学术，闲时思考人生，咁样（这样）的生活先至系（才是）理想的生活，我追求咁样的生活。”女的一脸笑意。对此，我吃了两惊。一是，我以为我走错了地方，走到剑桥、牛津大学去了；也以为走错了时代，走回民国去了。因为这样的学生，已经不占多数，尤其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二是，按照这种说法，我过的正是这种理想生活，但真的这么“理想”吗？我不禁困惑。我也只是个性使然而已，说不上理想，只是很平静，在平静中追求，领悟。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