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2015年（第9/9页）
埋葬父亲那天，那种我们依然在路上的感觉并没有立刻消失。对任何人来说，一段同行72年的经历都不算短了。寒冷的11月夜晚，我每每陷入沉思、担心工作中的某些问题或可能出现的个人失误时，我都会到家周围的乡间小路上散散步。此时此刻，我喜欢想象他还拄着那根老拐杖陪在我身边，就他人生活中无法预料之事，以及意想不到的纠葛转折，发表一些有趣的评论。
或许，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依然有他陪伴的这种感觉会渐渐消散（它的确很可能消散），但父亲和我那慈祥的母亲留给我的某些东西，一定会永远陪着我。即便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他们人生中那些鲜活的细节，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模糊，但我相信，父母留给我们的某些祝福，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
[1] 据哈佛大学档案馆称，这项传统从19世纪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候才结束。
[2] 我已经不记得毕业典礼上，“第一司礼官”需要在哪些环节引领队伍。如今，据哈佛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秘书称，“第一司礼官”只会在毕业典礼前几天的文学活动上引领队伍。
[3] 阿根廷裔古巴马克思主义革命领导人，曾是卡斯特罗的战斗伙伴。被西方媒体誉为“红色罗宾汉”。——译者注
[4] 我这本关于成年文盲及其孩子的书名为《目不识丁的美国人》（Illiterate America）（纽约：双日出版社出版，1985年）。
[5] 我在《夭折》（Death at an Early Age）（纽约：双日出版社，1985年）一书中，描写了这个孩子和班里的其他孩子。
[6] 现在回头来看，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觉得一旦做出进入学术圈的决定、一旦跨越那条社会阶级的界限，就会失去某些自己珍视的东西。数百名做出类似决定的活动家依然在忠诚地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及其父母谋福利，甚至成为更有效力的倡导者。因为，他们已经拥有的学者身份或许能让他们显得更加可靠。我想，归根结底，应该是某种生理和情感上的优势让我最终止步不前。我在城里的同一个社区，继续生活了将近18年。
[7] 主治医生为其确诊的事发生在1996年2月。值得注意的是，直到4月25日父亲都还给我写信，说希望能再带母亲去一次欧洲；6周后，他便住进了疗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