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3页)

《新猫的素描》(Esquisse d’un nouveau chat)无疑是指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 Grillet )和“新小说”(the nouveau roman)。如同在其他场合一样,此处模仿的目的应该是颂扬。

《天堂近讯》(The Latest from Heaven)是源于来世的报道,而使用的是当今的政治行话。那虽然是几十年前写的,不过,我认为在罗斯·佩罗(Ross Perot)[14]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15]这样的时代,它也会为人们所理解。

盎格鲁-撒克逊人类学[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6]、鲁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7]、克鲁伯(Kroeber)[18]等]的经典著作是创作《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和性压抑》的灵感之源,篇名借用了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的一部著作。它的哲学部分通过引用胡塞尔(Husserl)[20]、宾斯万格(Binswanger)[21]、海德格尔(Heidegger)[22],还有其他一些人(做了适当的修改)而得到加强。卢多维卡门悖论在意大利已经成为好几所大学的建筑系固定的研究科目。

《大限将至》(The End Is at Hand)与之一脉相承,其创作灵感来自阿多诺(Adorno)[23]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有些篇章间接引用了当年那些“阿多诺化”的意大利作家的见解。跟之前的一篇一样,这个文本是今天所说的“另类人类学”(不是我们眼里所看到的别人的世界,而是别人眼里所看到的我们的世界)的一篇习作。这种手法,孟德斯鸠(Montesquieu)[24]在《波斯人信札》(Les Lettres Persanes)中早已试过身手。前些时候,一群人类学家邀请非洲的研究人员到法国来,这样他们可以观察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比如,非洲人惊异地发现,法国人竟然有遛狗的习惯。

第一次月球之旅在电视上报道,触发了《发现美洲》。在原文中,使用的都是意大利的节目主持人的姓名;在这个英文版中,取而代之的则是家喻户晓的美国名字。

《我的夸想》的标题几乎在字面上重复了论述《为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25]的著名论文集中的一个篇章。我记得几十年前,美国大学里所盛行的那些评论风格(从新批评到各式各样的象征式批评,还有一些暗示对艾略特的批评),我用这些过度阐释的行为,去阐释19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小说。大多数英语读者不会熟悉《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尽管它的确有一个英文译名,叫作The Betrothed),但是只要知道我是把对乔伊斯作品的阅读的理解运用到了早至19世纪早期的经典著作就足够了,它的风格和叙事结构更令人想起(比如说)司各特(Walter Scott),而不是乔伊斯。今天,我意识到新近许多有关“解构阅读”的习作,看起来仿佛是受了我的仿讽体的启发。这恰恰是仿讽体的使命:绝不要怕走得太远。如果目标正确,它只不过是不动声色地、极其庄严自信地向人们预示今后可能进行的写作,而无须有任何愧色。

[1] 《Il Verri》创办于1956年,至今仍在出版,其意为“咖啡馆”。这个名称来自一家位于米兰Verri大街的咖啡馆,Verri是一位贵族作家,生于1728年。——译者注(除注明外,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六三学社”新先锋派,是1963年10月在巴勒莫成立的文学团体。

[3] 埃兹拉·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对英美现代文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二战”中为意大利法西斯宣传,攻击美国战争政策,被控犯有叛国罪下狱(1945),后在精神病院度过十二年,控告撤销后(1958)定居威尼斯。

[4] 罗兰·巴特(1915—1980),驰名世界的法国文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