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头熊，我不使用（第2/5页）

浪子首先过来与我拥抱，这是一个充满热情和激情的兄长，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自己酒量大增；接着是海南诗人纪少飞。因为潘维已经转而伏在了纪少飞腿上，使他站不起身来，但他的双臂已经伸出来了，我走过去，弯下腰，在短短地拥抱中，少飞还亲了两下我的右脸，这个海南才子，他的友情让我产生了要时常去海南看他的冲动（2004年5月，我果然实现了这一梦想，在海口与少飞兄喝了三天酒）。广东诗人魏克与我几乎每一次喝酒都要搂着肩膀，这个诗画双栖的天才，我喜欢他的豪爽就像喜欢他热爱的腾格尔的歌曲。还有江苏诗人十品、北京诗人艾若以及几个开朗大方的女诗人：芷泠、李明月、唐卡、江涛，她们给了我绵绵不绝的友情，她们的拥抱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世俗在诗人面前的平庸与无力。安石榴，一个哥儿们、兄弟，由于都是广西人，我们在许多时候有了默契，有了心照不宣，尽管一个月后我们还会见面，但我还是从石榴克制的神情中看到了关心与不舍。几分钟后，也正是他和浪子劝回了其他要送我的人，两人一起将我送到楼下大门口。

在与我拥抱时，余怒已经醉得差不多了，全身上下摇摇晃晃。我以为他要回宾馆休息了，没想到他一把拽住我，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我的兄弟某某某在桂林，你一定要多帮帮他。其实他的那个兄弟活得挺好，用不了我关照什么，但我想，要是这个兄弟能看到这段话，不知会不会感动得一塌糊涂。十分钟后，我在开往火车站的出租车上看到了被另两个兄弟架着往回走的余怒。我叫司机停车，跑过去问情况如何，他已醉得抬不起头了……

二

余怒的诗歌写作始于1985年。那个时候，余怒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年轻人的矫情、自恋与前辈诗歌中渗透出的浪漫气息一拍即合，从此走上了诗歌之路”。自然，最初的诗歌是幼稚的，谈不上什么保留价值，因而大部分被自己销毁了。

对于余怒而言，真正可称之为“写作”是从1992年开始的，他决定在诗歌写作上做一个“少数派”，不理会既定的美学原则，不惜担上“乱臣贼子”之名。从那时候开始，余怒逐渐写出了长诗《猛兽》，短诗《病人》、《剧情》、《抑郁》等一批比较满意的作品。

关于“余怒”这个笔名呢？余怒说：“怒和平静，我都有。”所以叫余怒。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名叫“余怒”的男人平静地写下了大量引起争议的作品，也曾在网络论坛上与臧棣、伊沙等同时代的诗人就诗学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余怒什么都能忍受，但忍受不了平庸，当他看到“100个诗歌作者中，有60个人在‘面朝大海’，朗诵徐志摩和海子杂交的抒情诗，30个人在不假思索地口吐口语诗，8个人在有板有眼地‘叙事’，剩下两个人，一个将纸笔扔了，不愿再提诗歌，一个在考虑今后该干什么”时，他愤怒了，“为什么我们的写作要听命于那些规则和模式，将他人的认知和经验窃取为自己的认知和经验？这样的写作侮辱了这个世界！”（在“今天”论坛回答李浔的提问）余怒认为，无论是哪一门艺术，艺术家的独立精神都十分重要，因为艺术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其区别于他物的特征决定了它是艺术品，它的独特性决定了其艺术性。倘若一个人趋从时尚，人云亦云，那么他所制造的东西一定也会是赝品。因此，余怒喜欢过的诗人都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原创性诗人，比如曹操、王维、李白、苏轼、周邦彦、元好问、阿什贝利、奥哈拉、普列维尔、北岛、顾城等人。

而与这些“闻人”相比，余怒始终是“隐蔽”的。这种隐蔽构成他在漫长而又寂寞的20世纪90年代的存在方式：在集体中的缺席。显然，对于某些读者而言，余怒的诗具有极大的阅读快感，却使另一些读者感到不舒服，甚至达到厌烦的程度，这便意味着，余怒“一个人在两条鱼的夹缝间走着”，并将“乌鸦的聒噪建筑在我的寂静上”（《触觉》）。特别是在这个任何东西都可以复制的时代，余怒无论在场还是缺席似乎都变得理所当然，对优秀诗人的漠视，是这个曾以诗自豪的国度令人悲哀的事情。好在余怒并不在意这些，他甚至有意与大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许在他看来，真理并非握在“群众”手中，被大多数人津津乐道的可能正好是一个空无的水泡，而他“一生都在反对”这个水泡“冒出水面”（《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