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围凯尔泰斯（第2/3页）

凯尔泰斯在《苦役日记》中对此作了回顾，其中写道：“1979年4月。《无形的命运》出版了。我真诚地审视我自己：我是自由而又虚无的。我没有企望也没有感觉，至少有一点自惭形秽之感——号角已经沉寂，‘我们胜利了！’——战将叹息了一声，死去了。”

他在多年的停顿之后，续写《无形的命运》，这就是小说《惨败》及其后的《给未出生孩子的安息文》，被称作“三部曲”的后两部的写作。《惨败》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匈牙利社会为背景，主人公仍然是柯韦什。老柯韦什是一名作家，他认定自己的生活就是写作，但是又预感到他的真正的小说将被拒绝，只能写出其中的开始和结局，而中间的所有内容都必须放弃！凯尔泰斯在回答为什么以“惨败”为小说命名时指出：“惨败是今天唯一可以完成的体验。”他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回顾过去的匈牙利和东欧，就会发现许多事情都是在仿效《惨败》的模式。”《给未出生孩子的安息文》的主人公，跟作者一样是一名作家，他对自己的不幸的婚姻感到痛心，并且为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不能再生一个孩子而悲哀莫名。若有命运，便无自由，若有自由，即无命运。在生存与自由之间，凯尔泰斯意欲选择什么呢？在后两部小说中，作者明显地变得更阴郁、更消沉了！

凯尔泰斯不能不陷于重重的包围之中。首先，他的写作是反体制的，奥斯威辛即是纳粹政权与现行体制的共名。在这样彻头彻尾的极权体制之下，单一的人被定制化地剥夺了其固有的自由。凯尔泰斯把这种极权状态称为“无形的命运”。极权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是敌视个人的，因此必然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自由写作者。凯尔泰斯曾经指出，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变得更谨慎了，就像一个残疾人，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拄着拐杖蹒跚向前。由于绝对权力的威吓，艺术失去了它的果敢，即使在大屠杀面前，它也只能皇顾左右，唯唯诺诺，以致闭上眼睛。在这里，还有一个凯尔泰斯说的“希特勒风格化”问题。现代独裁者想从表现中剥夺艺术，往往使之降格为荒芜的形式主义，实质上藉此窒息艺术精神，掩盖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缺席。无往而不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主流艺术。在当时的匈牙利社会，作家协会和出版社都是官办的，以阻遏暴露现实和反抗强权的作品出现。因此，像凯尔泰斯这样坚持以个体脆弱的经历对抗历史的强暴的作家，遭到文学出版界，包括思想同样被毒化的读者在内的普遍的阻拒，也就变得十分自然。有关的情形，凯尔泰斯本人曾经向一位德国作家明白表示过，他说：“我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所写的作品，在我自己的国家里确实存在着付之东流的危险，因为我所写的东西是今天的匈牙利社会不情愿去触及的。更有例为证的是，许多即使是重要的匈牙利作家，也被拒之于匈牙利社会的意识之外，随后便被人们所遗忘，因为他们所写的作品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思想或当时所处的政治状态是相互对立的。”

凯尔泰斯根本没有想到，正是他所控诉的奥斯威辛的制造者所在的国家，热忱地出版和阅读他的作品，并把它们推向世界文坛。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德国出版界的推广，以匈牙利语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的小语种，他的名字，怎能不在斯德哥尔摩那些评委的沉重的眼皮底下迷失？正如俄罗斯《消息报》有评论说的：“假如凯尔泰斯这次没有获奖，那么他依旧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是诺贝尔文学奖把他推到了众人关注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