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的根（第2/3页）

那么，米沃什到底属于哪一个国度？他从波兰出发，最后回到波兰，但是其间的道路是向西方敞开的。西方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其中之一便是“漂泊者”，用这个意象说明米沃什的归属最恰当不过。漂泊是无根的。漂泊是一种自由。可是，对米沃什来说，与其说自由是他的生存状态，无宁说是他所选择的人生态度。他的《被禁锢的头脑》，迄今未有汉译本，据说德译本是由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作序的。“选择即自由”，是存在主义的一个著名命题；就精神实质而言，它确实体现了流行于二十世纪的存在哲学的积极的、富于实践意义的方面。

米沃什是一个怀有自由理想和个人尊严的作家。他的独立而自由的行动，可以说，都根源于对自己作为一个波兰人的生存境遇的认知。波兰的历史，是一部被宰割被奴役的历史，在二十世纪，它是同世界上两位极权主义领袖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治生涯联系在一起的。二战时，波兰成了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屠场，奥斯威辛等著名的灭绝营，就在波兰境内。1944年8月华沙起义，便有20万人死于街头。二战后，苏联对波兰实行双重殖民：一是意识形态控制，二是政治干涉，力图把波兰变成它的影子国家。米沃什曾经写道，从睁开眼睛的那天起，他看见的就是火光、大屠杀，是背信、侮辱，以及吹牛家的无耻。《使命》一诗说：

在畏惧和颤栗中，我想我会完成我的生命，

只当我促使自己提出公开的自白书，

揭露我自己和我这时代的羞耻：

我们被允许以侏儒和恶魔的口舌尖叫，

而真纯和宽宏的话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峻的惩罚下，谁敢说出一个字，

谁就自认是一个失踪的人。

这就是米沃什的祖国：波兰。

由于他不能忍受一个极权制度的压迫，专制和黑暗通过所有感官所加于心灵的伤害，于是继战时参与地下抵抗活动之后数年，在作为外交官员的体面的位置上，义无返顾地选择了逃亡。在此后漫长的漂泊异域的道路上，他始终不能忘却至今仍然陷入政治恐怖的波兰人民，他的亲人和朋友，始终不曾放下沉重的创伤记忆，而选择了自由写作，一种独自活跃于纸面上的政治行动。他的文字，有着十分突出的政治意识。但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什么谀词赞颂当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他有理由以此为荣。

既然岁月已经改变了我的血，

而成千的行星系统在我体内生生死死，

我坐着，一个灵巧而愤怒的诗人，

眼睛斜视，满怀恶意，

手中，掂量着笔，

我密谋复仇。

政治在米沃什这里意涵着自由，标示着自由的处境。他是一个在反抗和斗争中过来的人，深知自由的代价，所以并不像一般的知识者那般地害怕暴力，也不讳言复仇。有人称米沃什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充分表现出波兰人自尊的、不屈服的品性。如果仅从实现个人的自由意志方面着眼，这样的称谓对他来说应当是恰切的。但是，正如许多被称作“自由主义者”卖身权门而倡言“自由”一样，许多自命为“个人主义者”的人，惟凭一己的私欲行事而毫不顾及自己的社会身份；倘若如此，那么，他们与米沃什相去甚远。在米沃什看来，作为一个人，如果来自专制社会而忘记奴隶的身份，头脑遭到禁锢却不曾产生束缚的感觉，备受凌侮而心灵不觉伤痛，实际上是对个人的背叛！

正是沿着自由精神的轨迹，一个多难的民族的历史经验同一个人的生活体验叠合到了一起，一个人的文学理想和人生理想叠合到了一起。米沃什写枪口、铁丝网、权力、威势、火和废墟，然而也写葡萄酒、茶和面包，写樱花、菊花以及明月，他有能力把所有这些关于自由与不自由的相悖的事物组合到他的各种文本里。对于一个自由书写者来说，本来并不存在艺术的门限。正如米沃什，政治介入的意识使他的作品更富于血肉相连的生命质感；在他的文字里，随处可以感觉到那种传教士式的或帕斯卡式的热情。只有那样一些不知自由为何物，专意摆弄所谓艺术的大小雕虫，才会指摘米沃什写得太广太杂，说他的诗带有“封闭性”，抒情味道不够，等等。其实，米沃什的作品，自觉地承受了更多的现实。对于艺术道路，他看得非常清楚，明确说：“对每一位当代诗人来说，波罗的海人的问题比风格、格律和隐喻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