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2/18页）

尤其是写到第三章 “萌动的邪念”时，蓝袍先生与杨龟年家寡居的年轻儿媳在学堂和村巷有三次邂逅，为这个女人的美貌所惊扰，邪念刚萌而未生，就被父亲察觉了，遭遇到严厉的绝不留情面的训示。我意识到这个门楼里的故事不会因一场训示而了结，还会更热闹更富戏剧性地演绎下去。然而这些故事已经不属于蓝袍先生。《蓝袍先生》仍按原先的构思耐心地写下去，长篇创作的契机就在此时确定下来。蓝袍先生刚刚萌动的邪念被父亲杜绝了，我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却在此时确立。 我自然最清楚不过，这个长篇小说尚无任何一个具体的影像。如果要找最初的影像，就是原上一幢镂刻镶嵌着“读耕传家”的四合院的门楼，我想探知这门楼里神秘的故事。我也清楚不过，这个长篇小说不仅不是中篇小说的写作，更不是一般线条较单一的长篇的写作，况且如前述的我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那种畏怯，都使我以一种“急不得”的心态来处理这个欲念。事实上，我在写完《蓝袍先生》之后作短暂休整时，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个乡村女人创办鸡场的事迹报道，竟十分激动，冒着关中数九后的严寒，搭乘汽车几经打问找到户县一个苹果园里，见到了这位女性。令我感兴趣的是她的不甘囚禁屋院的开创型性格，更令我震惊的是红火的养鸡场破产的过程，不是经营的失策，也不是市场动荡导致的经营的亏损，而是家族利益导致的无可挽救的破败。我那时正关注着乡村世界的变化。我写了约5千字的报告文学，随之又写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 《四妹子》。我已从生活原型的正宗关中腹地女人身上跳脱出来，写了一个陕北女子。我想探究不同地域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处时引发的关于生活和亲情的冲突。

《四妹子》是1986年的8月写成的。这一年的春节过后，我苦心筹备了3年的新房动工开挖地基。我在近一个月的盖新房的劳动中，常常想到高晓声的小说人物李顺大，他造起新屋的艰难和欢乐，与我的感受几乎一致。我在把工匠送出门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涉过家门前的灞河，四月的春水还有点刺骨的感觉，再穿过对岸的村庄，到公路上搭乘通往蓝田县城的班车。左边是骊山的南坡，右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中间是一道狭窄的川道，灞河从东往西流过去，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坐落在灞河两岸。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是那种最简易设备的老公交车，所幸有一个右首靠窗的空位。我临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杂树已披上绿叶。麦苗正呈现出抽穗前的旺势。间杂着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黄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从陈年的枯干灰黑的蒙盖里呈现出勃勃的绿色。经历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小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来，有的像奔突的狮子，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有的像静卧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景象，而行走其中，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回了，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悬在我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