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3/4页）

我们上次见面几个月后，布兰的母亲突然去世了。布兰好几年都没和母亲一起住了，所以外人可能觉得母亲的死亡对他来说容易承受些。但他们错了。像布兰和我这样的人不跟父母联系，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漠不关心，而是为了生存。我们对父母的爱从未停止过，也一直相信他们会做出改变。然而，因为舆论或法律的要求，我们不得不选择自保。

布兰怎么样了？他没有阿公或阿嬷，至少这点不像我。虽然他足够幸运能有个家庭愿意收养他、照顾他，但他对能过上“正常生活”的信心即使有也早已消失殆尽。见到他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失去了永久监护权。他虽然年轻，却已经历了许多童年噩梦，并且再过几年，他就要开始做出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种种决定了，而这些事情是连有钱有权人家的孩子也难以驾驭的挑战。

他能获得的机会取决于他周围的人——他的家人、我、我的亲戚，我们这样的人，以及整个乡下人群体。要赢得好机遇，我们这些乡下人必须得觉醒。布兰母亲的死只是运气糟透的手抽出的一张烂牌，但还有许多其他的牌要抽：他所处的集体是让他感到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是纵容他沉浸在怨恨中无法自拔；能否有个教堂能向他传授关于他基督之爱、家庭和人生目标的学问；那些给予布兰积极影响的人能不能获得邻里的情感和精神支持。

我相信我们乡下人是世界上最牛的人。有人侮辱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就抄起电锯要他好看；浪荡子想要猥亵我们的妹妹，我们就会教训他一顿。但我们能牛到帮助布兰这样的孩子吗？我们能牛到建立一所教堂让我这样的孩子融入世界而不是自我封闭吗？我们能牛到扪心自省，承认我们的行为伤害了自己的孩子吗？

公共政策会起作用，但没有一个政府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

想想看，我表哥迈克卖掉了他母亲那所我们家族住了一个多世纪的房子，因为无法信任自己的邻居不会入室抢劫；阿嬷不愿给她的外孙辈买自行车，因为放在门廊上的自行车即使上了锁也总是被偷走；还有她一直害怕去应门，因为隔壁那个四肢健全的女人经常上门向她讨钱，我们后来知道那个人需要钱去吸毒。这些问题无法归咎于政府、企业或其他人。我们自己才是罪魁祸首，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决。

我们不必活得像加州、纽约或华盛顿的精英那样。我们不必每周在法律公司或投行加班加点。我们也不必在鸡尾酒会上社交。但我们需要创造条件让当时的我和布兰这样的年轻人获得良好的机遇。我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但我知道，我们首先应该停止抨击奥巴马、布什政府或那些不要脸的企业，而是扪心自问如何改善境遇。

我想问布兰他是不是像我一样会做噩梦。有近20年的时间，我常常受到噩梦的困扰。第一次做噩梦是七岁的时候，当时正在布兰顿阿嬷的床上熟睡。梦里，我被困在一所大型树屋里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仿佛奇宝饼干小精灵（Keebler elves）刚刚结束了一场盛大的野餐，它们的树屋里仍然布置了几十套桌椅。我和琳赛还有母亲待在那，突然母亲在屋子里冲来冲去，边走边扔桌子椅子。她尖叫着，但她的声音机械而扭曲，好像透过静电噪音一样。阿嬷和琳赛奔向地板上的一个洞，那下面可能是通往离开树屋的梯子。我落后了，当我到达出口的时候，母亲正站在我身后。这时我意识到自己不仅要被魔鬼抓住，还被阿嬷和琳赛抛弃了，在母亲要抓到我的一刹那，我惊醒了。

不同噩梦里的大反派也不同，其中有海军陆战队教官、狂吠的狗、电影里的坏蛋、刻薄的老师。阿嬷和琳赛每次都出现，也每次先我一步到达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