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神，我无力自拔（第21/35页）

但小说的问题是什么?这里让我们回到达伦道夫的话来，事实上他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达伦道夫所说的问题对抗着“社会现况”，对抗着“当权者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小说家并不(不应该)对着当权者的问题乖乖作答，这些问题要不就只是关乎当权者自身利益的问题，要不就是“假问题”，有意无意的，这类当权者丢给社会的问题，往往只为着引导大众的注意力，以排挤真正的问题被提出来，不真要找答案，而仅仅为了遮蔽加消耗。因此，这里要计较的便不仅仅只是解答权力的争夺而已，而是得更超前一步，从提问权力的维护开始。小说的提问得独立、真实而且超越。

昆德拉把如此“到处是问题、到处是谜团”的遍在小说疑问，笼统归结成某种“存在的问题”，揭示出问题的广阔边界，然而，读昆德拉小说、对他有几分理解的人都知道，这绝非对现实的背离、斯多葛哲学似的弃绝当下面向永恒——当然，人的问题从概念分类来看也许没什么新鲜的，就像某一位伊斯兰教智者仿若无事说的：“人不过是出生、成长、恋爱、生育、苍老然后死去而已。”然而，尽管问题来历久远没一劳永逸解决的可能，但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个不同国度、不同社会、不同人群的挤压纠缠，都赋予了问题特殊的感性色泽、特殊的难度和特殊的激烈性急迫性，从而让问题成为“真实”。小说的疑问正是这样当下的、“一个”“一个”的真实问题，带着他所在时空的独特负担，也许他对问题的源远流长本质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意识，时间给了他的难题不一样的深度和难度，也让他的问题显得不清晰不直接，但小说书写者的工作场域仍在当下，驱动他思维的也仍是当下的独特难题，他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份悠闲，放着当前的事不管，跳跃到另一时空去操心那里的小说家该操心的事。

我们常把小说书写想成某种永恒性的行业，但其实永恒只是礼物，赠送给在属于他的时代负责尽职而且工作有成的小说书写者。

八百万零一种死法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还是不难分辨出表演性的小说和有问题要问的小说，即便在基本上隶属于表演业的类型小说世界中，我们仍轻易看出勒卡雷之于其他间谍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或约瑟芬·铁伊之于其他推理小说家的不同——他们小说中那根直挺挺的脊梁骨，让他们鹤立于众多不伤脑筋的同业之中。

布洛克，尤其是他的马修·斯卡德系列也是这样。

而今天，死亡的难题排山倒海送到你眼前来了。我们不确知布洛克本人是否也读过达伦道夫这番话，但“九一一”之后布洛克的处境还真像达伦道夫讲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个巨大的死亡悲剧问题而已，还包括问什么样的问题，以及由谁来提问。小布什政府再顺势不过把问题更形简化成西方文明和邪恶伊斯兰圣战士的黑白对抗，要求国会提高军事预算，出兵阿富汗造成不下于“九一一”的死亡，并借此掩饰他在经济上、在整体治国上的无能。这样的生命代价，只得到这种程度的反省，甚至被利用，只剩在球场上唱唱国歌和《天佑美国》，在机场、在街道、在公共场所找阿拉伯裔长相之人的麻烦，是这样才让“九一一”成为更大的悲剧，甚至成为更大悲剧的首部曲。

长期以来，我们都记得布洛克讲纽约有八百万种死法，现在显然又多出了一种了；我们也记得他为自己的一部小说命名为“一长串的死者”，意思是那种不由自主排好队、只能低头默默向死亡走去的卑微人们；我们更印象深刻的，可能是他在《恶魔预知死亡》书中引述的那首诗，刻于德魏克林登公园雕像之下，原作者是约翰·迈桂：“……我们是死去的人。不久之前，我们还活着，跌落，看夕阳的光辉，/我们有爱，我们被爱；/而现在我们在法兰德斯的田野死去。……如果你有负我们这些死去的人，/我们将不能安眠，/纵使罂粟花仍旧开在/法兰德斯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