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神，我无力自拔（第15/35页）

无限大的步行

然而投降的成立与否，关系的不只是投降者的意愿，也一定得具备招降者的某种诚意和妥协——从这个观点来看，大台北市的确是个极不合格的小说招降者，试想，一个无法走路的城市，怎么能声称它肯接纳你呢?

我始终坚决相信，一个不能走路的城市，是生长不了小说的。

即便轻松只是旅游，你去的地方如果是大自然风景，一般而言你得选择车辆作为代步工具，因为星野平阔，景观变化较少；但如果是城市，你顶好选择步行，因为商家、橱窗、街景乃至于当然也是景观一部分的人们太密集了、变化太大了，车辆相对而言是一种太快的交通工具，让你来不及锁定任何一个你想看清楚的焦点，这样子的呼啸而过，只能大而化之供你写篇不痛不痒的风景印象小短文，连一篇好的散文都没机会。

你得浸泡其中，浸泡城市的最好方式是步行、漫游，并时时驻足不前。

和布洛克齐名，写出纳瓦霍国印第安神探乔·利风(Joe Leaphorn，跳动的鹿角)的当代侦探小说大师东尼·席勒曼，在他以地广人稀的亚历桑纳州印第安人保留区为背景的小说中总是说，“在这里，每个人都晓得所有人的所有事情。”这恰恰是城市的背反描述，而利风最不适应白人大城的总是： 你看到这么多人，你和这么多人如此靠近，但大家总避免眼神相接，你不晓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情，你甚至不交谈。

这是城市小说比较难写的原因，也是需要较长浸泡时间的原因。在城市中，人是片段的，资讯和故事也是片段的，线索总是绕过一个街口就石沉大海似的吞噬于人群之中，写作者和思考者会一再像追到死巷子的沮丧侦探，他拥有过多到令人不知所措但总悬浮不相干的资讯碎片和念头，你得耐心且装着若无其事地游荡下去，好找到并不一定出现或存在的联结环节，并寻求启示。

无怪乎本雅明一直反复用拾荒者和街头密探来隐喻城市的书写者，并说他们工作的姿态是一样的，行走，漫游，随时停下脚步好捡拾东西，并在居民酣睡时仍孤寂操着自己的行当。把物质马克思主义拐弯到诗人心灵国度的本雅明甚至引用马克思劳动时间和劳动量决定劳动价值的说法，说，这样的游荡者所投入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无限大，因此，他也创造了近乎无限大的劳动价值。

不让你走路的城市

然而，这些劳动时间和劳动量必须有劳动场所可堪投注，这个劳动场所当然是街道——但得是人可行走的街道，而不是只供车辆行走、台北市这样的街道。

敏锐如本雅明当然不可能忽略这点，在他《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之中，事实上，本雅明还特别列举了某些创作者对城市行走一事近乎神经质的护卫和躁怒。像波德莱尔，他如此指控他所憎恶的布鲁塞尔，不因为不方便行走，只是因为“没有橱窗!散步是富于想像的民族所喜爱的东西，这在布鲁塞尔是不可能的，这里的街道空空荡荡，毫无用处。”或像史蒂文森，他的恐慌则是因为伦敦市街夜间照明的汽灯要废弃改装霓虹灯，因此，并不是说从此没有灯光让夜间游荡成为不可能，而仅仅是替代的霓虹灯少了汽灯那样由弱而强缓缓亮起、和天光的逐步黯去形成相称明灭的动人诗意景致而已，就这一点点的损失，已经够让史蒂文森宛如世界末日般对霓虹灯口出恶言，“这种光亮只应照见谋杀和公共场所的犯罪，或者是在疯人院的走廊里，它只增加恐怖的恐怖”。

对生活在台北市几近无路可走的创作者来说，这只能称之为“何不食肉糜”。有时你不免真想让波德莱尔和史蒂文森到台北市来住个十天半个月看看，不晓得他们会讲出什么更恶毒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