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第5/8页）

这位正版的色情业老板和山寨版的共产党书记，还将共产党体制里的「先进工作者」纳入到他的管理之中。每个月都要评选一次「先进工作者」，以小姐们接客数量多少作为评选标准。还以山寨光荣榜的形式，把当月接客多的小姐们的照片张贴在山寨版的先进工作者光荣榜上。中国社会里正版的先进工作者光荣榜上的照片，都是健康向上的微笑模样，都是标准的头像。而这个色情场所里出现的山寨版先进工作者光荣榜，完全是另外一番风格，光荣榜上面的小姐照片，很像时尚类杂志里的性感女明星那样，个个都在搔首弄姿卖弄风情。

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态可以说是光怪陆离，美好的和丑陋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严肃的和放荡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个事物之中。山寨现象就是如此，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也显示了社会的倒退。就像人体的健康受到损伤时会出现炎症一样，山寨现象就是今日中国社会生态的炎症。炎症一方面是在抗击病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红肿、脓包、溃烂和坏死。

作为中国社会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山寨现象是一把双刃剑，在其积极意义的反面，是中国社会里消极意义的充分表达。可以说，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和是非混淆，在山寨现象里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生态，山寨一词在中国深入人心之后，也让抄袭、盗版、模仿、恶搞、诽谤等原本被视为违法的和低级的行为获得了存在的借口，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逐渐趋向了合理。与此同时，山寨也成为了今日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所有这些，都在印证中国的一句老话：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庄稼，什么藤结什么瓜。

四年前，我在住所楼下的过街天桥上看到了盗版的《兄弟》，我的书和其他盗版书籍一起堆放在地上。卖书的摊贩看见我站在他面前，就拿起一本《兄弟》递给我，热情地向我推荐此书。我拿着《兄弟》翻阅了一下，就轻易地判断出这是盗版书，我告诉摊贩：「这是盗版。」

「不是盗版，」摊贩认真地纠正我的话，「是山寨版。」类似的情况我还遇到过一次。今天的中国，有些领域仍然缺乏自由，另外一些领域又自由得令人难以置信。记得二十年前，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可以胡说八道，采访在报纸上发表时会经过严格的审查，会经过大量的删节；到了十年前，我接受采访时说话开始小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说了什么，报纸上就刊登什么，连「他妈的」这样的脏话也会出现在报纸上；而现在，我经常瞠目结舌地在媒体上读到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采访，是记者编造了我的谈话。有一次我见到了一个编造过我谈话的记者，我十分严肃地对他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的采访。」这位记者以同样的严肃回答我：「这是山寨版的采访。」我哑口无言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面对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只要用上「山寨」一词，立刻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合法合理了。

去年十月，我在欧洲四个国家奔波，差不多每天晚上换一张床睡觉，月底回到北京时疲惫不堪，加上时差的影响，连续两天精神恍惚，时常觉得自己仍然身处欧洲。我打开计算机，上网去浏览一下，看到了一条山寨版新闻：杨振宁教授的妻子翁帆怀孕了。

二00四年，八十二岁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二十八岁的翁帆结婚以后，一直是山寨版新闻追逐的目标。现在山寨版的新闻编造出了翁帆怀孕的消息，而且是杨振宁接受采访时透露，杨振宁在山寨版的采访里说了不少蠢话，比如他微笑地说，翁帆怀上的孩子已经被证实是他的。这是我十分熟悉的山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