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三章（第9/13页）

我知道那“况且”是因为孤独。我一月两月的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她都高兴得孩子似的宣扬：“我儿子回来了。”然后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但话题总是越来越少。在外面的那个世界里，我有那么多的红尘杂务，人生静面下掩藏着太多的无奈和烦恼：竞争中的失意，人际关系的险恶，生活的周而复始、平淡无味，这些我怎么能向她诉说呢？既透不出信心，也怕她为我担忧，于是便只能问些钱粮油米之类，渐渐地，竟相坐无言。有一次，坐着坐着，母亲默然垂泪了：“我一个人在家，成天的没个人说话，嘴都闷臭了，好不容易盼到你像云片儿似的飘回来一次……”

我一时羞愧得无地自容。不错，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恓恓惶惶，耿耿于怀的无非是那点过眼烟云的得失而已，名缰利锁中，我怎么偏偏忽略了母亲那双深情期盼的目光呢？每次回城，母亲总要跟到前面的大路上，抓着我自行车的后架说：“有空回来呀。”在那一瞬间，做儿子的心头便况味四起，严正告诫自己以后要经常回来，在家多住几天。可一进入城里的那个世界，却又身不由己了，仍旧是一月两月的才“飘”回来一次。

到了1989 年的夏季，四十岁的我却要远离母亲而去了，是母亲动员我走的。因为我们夫妻分居已经十三年，孩子也已经上中学了，长久下去，总不是个办法。每次回来，母子无言枯坐时，母亲便作出很轻松的样子：“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再过两年，等我做不动了，也随你们去。”然后便小心翼翼地打听调动的进程，我总是说：“早哩，领导勒着不放，年内走不掉。”母亲听了，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仍旧是那句话：“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一边扭头去做她的那些永远忙不完的家务。

但领导并没有怎么样勒着不放，调动的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我先没有告诉母亲，找了一辆车，把坛坛罐罐的运到妻儿那边，到新的工作单位报了到，准予下个月正式上班。然后回到原先的那座小城，像往常那样，骑着自行车“飘”回母亲身边。我想陪母亲在家里住上几天，找个机会把调动的消息告诉她，当然要尽可能轻描淡写些，仿佛不过是出门作一次很普通的旅行。几天以后，再骑着自行车去妻儿那边。大热天，凭两个轮子滚过大江南北几百里行程并不轻松，我为的是让母亲觉得儿子那地方并不遥远，仍旧和往常那样，可以骑着自行车“飘”来“飘”去的。

那几天，母亲情绪很好，总是津津乐道于村里村外的种种趣事，又领我到田头看她种的庄稼，很豁达乐观的样子：“再过几年，这田我也不种了，进城跟你们享福去。”我想告诉她调动的事，但一直不忍出口，怕坏了她的兴致。直到临走的前一天，我拿出一点钱，对她说：“明天我骑车到江南去，可能要住些日子才能回来。”她轻轻地把钱挡回来：“钱我有哩，你去吧，早点去上班，新到一个地方，要有好印象。”

我心头一紧，原来她已经知道了，只得努力地笑笑：“反正不远的，骑车来去很方便。”

母亲顿了顿，相当平静地看着我：“只要你们一家过得好，我比什么都高兴。给你说实话，城里我是终究不去的，死就死在这老屋里，人是土物，离不开土地哩。只是有一桩心事，下次回来，你给我买点木头，早点把大褂子拢起来，也不必花大钱，能遮遮人眼就行了……”

“大褂子”就是棺材。我不禁戚然，唯有点头而已。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有跟到前面的大路上，只站在门前的枣树下朝这边看着。

我是从来不善于写信的，特别是给母亲写信，她不识字，有了信必要请人看了再翻译过去，自然只剩下空脱脱的几桩事体，淡了其中的情致。因此，到江南以后，我一直没有给家中写信，只将那些要说的话苦涩而温馨地演绎在心底。在许多落寞失意的时刻，在异乡苍凉的海关钟声的余韵里，母亲那白发飘零的身影便时时浮现在面前，让我独自一遍遍地体验人生的凝重、生命的悲苦欢愉以及至善至美的人间亲情。这期间，有一个堂侄来过，带来了母亲养的小公鸡和树上的枣子，还有包扎得很好的我遗落在家中的几毛钱菜票，母亲不知道那是我在外地学习时多下来的，眼下已无异于几片废纸。来人说母亲还像往常一样，又说稻子收了，折了垒得很高，麦子的基肥下了豆饼之类。我似乎略感宽慰。但深秋的某个傍晚，当我站在萧瑟的西风中，看着几片落叶在台阶上恓惶地飘动时，突然涌上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我急切地要回归母亲的怀抱，回归老家那皱纹似的村路和温暖的茅屋。这冲动是如此强烈而不可抑制，以至于一晚上几乎失了魂似的。妻子似乎看出了什么，说：“你该回去看看妈了。”我说：“明天就回去。”妻踌躇地：“只是来不及买东西了——多带点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