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第2/11页）

暮色已经很浓了，落叶萧萧，作弄出深秋的清冽。1965 年的秋天似乎特别短暂，时令才是10 月，不该这样肃杀的，难道它也有某种预感么？——不几天以后，上海的一家报纸就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中国大地上一个漫长的冬季就要降临了。

那一年，我十五岁，当青春的第一步刚刚迈出的时候，我走进了水绘园。命运似乎注定，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将要和这座园林产生某种阴差阳错的牵系。

又是一年的深秋，我背着只挎包——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草绿色仿军用挎包——独自来到了水绘园前。洗钵池边万木萧疏，池水里飘荡着大字报的碎片。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前，我徘徊了许久，才找到了一处偏僻的小门。那么就走进去吧，在这堵灰褐色的旧墙背后，或许隐藏着一份与外面的狂躁悖然有别的宁静。

为什么要走到这里来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宁静的角落，寻访两个在这里深居简出的同学吗？我说不清。在整整一个夏季和秋季，我都处于这种无所适从的“说不清”之中。我是个天生孤独而懦弱的乡下人，这可能应归结于从小没有父亲，性格中缺乏强悍的阳刚之气。我不敢在一堆古今中外的名著下燃起一把大火，不敢把棍棒扫向寺庙里衣褶飘然的神像，也不敢带头喊出一声“打倒”某老师的口号，或揪着他的头发让他请罪。每当这时候，我总会感到一种良知的召唤，为此，我经历了不知多少次自我谴责和自我激励。很好，一场急性肝炎把我送回了乡村，等到病愈回校后，校园里已一片空寂。经过那阵所向披靡的横扫，泼墨淋漓的发难和金刚怒目的批判之后，同学们又打起背包，呼啸一声串联去了。我辗转打听，才知道班上只有两个同学没有走，他们是第一批“公派”的赴京代表，接受了伟大统帅的检阅回来后，在水绘园看守破“四旧”的抄家物资。

那两位老兄在这里大抵也是很无聊的，见我来了，有如孤岛上的鲁滨逊遇上了未开化的土人“星期五”一般，津津乐道地向我展示着这里的“奢华”。确实，一座文化古城的抄家物资，若稍加拾掇，装备一家星级宾馆再加一座博物馆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足够二位受用的了。光是那床上，就叠着两张钢丝弹簧垫（现在叫“席梦思”的那种），又盖着不下七八条锦缎棉被，真有点暴殄天物。坐在那松软的钢丝床上，我突然感到一阵困惑，这么多棉被盖在身上，不会压迫得难受吗？两个世代赤贫的农家子弟整天泡在这里，伸手所及，说不定就是件价值连城的玩意，时间长了，这里的一切变成了寻常生态，他们还能走出这堵旧墙吗？这似乎是一个带着理性色彩的人生哲学问题，我不愿去多想，因为一位同学又抓起一幅字画，诡谲地对我说：“你看这是谁的？”

那是一幅不大的扇面，画意大约是香草美人之类，下钤“董白”小印，并不难认。

“这个董白就是董小宛。骚娘们，臭美！”他潇洒地用手指一戳，美人的裙裾豁然裂开。便扔一边去。又说：“这么乱七八糟的一大堆，除去牛鬼蛇神就是才子佳人。还有冒辟疆的字呢？那老东西倒是写得不坏。”当下又拣出几幅，可都不是那“老东西”的，他念一下落款，或董其昌，或吴梅村，甚至还有那个口碑不算很坏的史可法，照例用指头一戳，扔一边去。如斯者数次，不由得有些恼了，便摆开一个架势，极英雄气地飞起一脚，刹那间，那满天飞扬的董其昌和吴梅村，哗啦啦地煞是壮观。多么扬眉吐气啊！斯文落地，书画飘零，飘零在深秋黯淡的残阳下，飘零在我十六岁的记忆里。

当晚，我住在水绘园。躺在那由善本书和明清字画簇拥的雕花床上，心头却涌上一阵莫名的漂泊和幻灭感。窗外风声飒飒，远近楼台的阴影有如水墨画一般。无疑，这座深宅大院曾经是一个相当贵族化的生命空间，这里也一定发生过不少古典式的世俗故事。那么，是《西厢》式的才子佳人的缠绵，还是《聊斋》式的人鬼同台，抑或是《水浒》式的月黑杀人、风高放火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辗转反侧之际，随手抽出一本旧书，就着灯光胡乱翻了几页，却看不大懂。再看看封面，书名是《影梅庵忆语》，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的版本，作者冒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