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诗歌精神?(第2/3页)

我和阿多尼斯在约旦做的对话《诗歌将拯救我们》1,堪称当代汉语诗人和当代阿拉伯诗人的首次思想相遇。我说“诗人”,而没说“诗歌”,是因为对我来说,那篇对话不期而然凸显出的,与其说是诗歌状况,不如说是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中,独立思想者相似得令人瞠目的处境:我们和自己语言、文化的紧张关系,我们被外部世界简单化的遭遇,更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的极为相似的应对立场。这里的“首次”,指的是我们终于摆脱欧美媒体的转手,而第一次由两个诗人面对面、心对心地直接交流,在貌似轻松顽皮的语调中,带出心里深厚的沉积。我无意在此复述整篇对话,但只要稍事梳理话题的线索,读者就不难感到这短短几千字的分量。我们的对话从语言之思开始,阿拉伯语对事物观察的方式,翻译成中文简直就是“意象”和“比兴”。语言不直接谈论现实是因为其实没有“现实”,因此,语言本身即全部隐喻。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独特性,带来各自文化转型中的复杂性,但这复杂常常被外部世界简单化为拥护或打倒,取消诗歌内在的丰富,迫使它沦为宣传。这是另一种诗歌的商品化。真正的诗人必须对此充满警觉,同时,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自觉,包括通过明晰的批判去更新它。具体地说,既不借流行的政治口号贩卖自己,又坚持自己对现实的明确态度。各种权力体制同样在假文化之名扼杀独立思维,而反抗这种扼杀,使诗与人本质合一。和阿拉伯环境相比,中国诗人面对现实的内心抉择就轻松太多了,但请想象,一个诗人要有多大勇气,才敢对拥有亿万追随者的宗教神本主义的思想控制说“不”,那声音和黑暗的无边无际相比多么微弱!这样的诗人必定是流亡者,但他的“流亡”一词,被赋予了主动的、积极的含义,那其实是创造性的自我本来的精神定义。也因此,“孤独”成了“独立”的同义词。“距离”提供了反思自己母语和文化的能力。生存挑战的急迫,反证出诗歌对存在的意义。它决不只是装饰品,它是每个诗人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仍是我们古老文化的鲜活的能源。归结到底,人性之美蕴含了诗歌之美。这美丽不依赖外在时间。诗歌本身就是时间。它终将安顿我们,尽管历尽劫难。

那么,什么是诗歌精神?答案是否已隐含在这里了?那就是:以“诗歌”一词命名的、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阿多尼斯在《谈诗歌》中开宗明义:“我的作品力求超越细节抵达整体,同时揭示有形与无形的事物。”这时,他其实是在要求,我们应该从他的诗作里,读出无数本互相关联在一起的书。语言学的,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天文地理的,甚至爱情和色情的。一句话:整个生活。这种视野,让我直接想到屈原的《天问》:“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一句话已把质疑定在了创世纪的起点,而一个“曰”字,又圈定了人在语言中的先天局限。我也想起初次读到叶芝《幻象》时的震撼,它让我懂得:得有一个多么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才支撑得起一首诗的寥寥数语!说到底,诗歌就是思想。虽然,那不等于逻辑化的枯燥陈述。我在别处说过,谁要做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她/他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小一点儿都不行。因为我们的历史资源太丰富、文化困境太深刻、现实冲突太激烈,对自我的提问太幽暗曲折,仅仅一个汉字的迷宫就满布陷阱,要想“自觉”,谈何容易!我还没读过阿多尼斯的四大卷哲学与文化巨著《稳定与变化》,但,他的主题直逼核心:阿拉伯世界的时间观如何以巨石般的稳定,压倒了变化的可能。这简直就在对中国诗人说话:文革后,我们睁开眼睛时,与其说看见了“时间的痛苦”,毋宁说根本就是“没有时间的痛苦”。所谓怪圈,究竟有没有“圈”?或干脆原地未动?那么,看起来灯红酒绿的现在呢?这个“有形”背后是何种“无形”?一本本书深处潜藏的“原版”是什么?历史活着、疼痛、困惑、终至肯定,真正的文学,哪有不“宏大”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