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　悔（第2/3页）

我当然知道，我也有值得忏悔的事，将在本书后面说到。我还知道，不少红卫兵手上确有鲜血。我看见过老木怎样被红卫兵殴打，看见过高君家怎样被红卫兵查抄，还看见过红卫兵的起哄声中，一位右派女教师怎样头发蓬散，浆糊满身流淌，跪在毛主席像前背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如果背不出，她就得去与另一个男性反革命互相扇耳光，被挥舞着皮带的红卫兵大声威逼。我心里发紧，看见她眼里既没有愤恨也没有恐惧，是一片深广无限的空洞，没有眼珠而只有眼珠的化石，比一具僵尸更让人惊心。她肯定想到了死，想到了救命的一声枪响或一根绳索，问题是她轮不上这种好事，她死不了也活不了，于是一时没有了主意，眼光突然凝固成茫茫荒漠，阻挡着她进入下一秒钟--那是我看到的人世间最为悲惨的无助。她最终还是死了，自杀在校园后面的浏阳河。人们都知道是初一（101）班那伙小屁孩制造了这一暴行，他们应该对此负责并受到审判。人们也知道是当时的国家机器废除了这种审判因此国家机器就应该受到审判。有幸的是，那一伙只是学生中的极少数。当时第一代红卫兵、第二代红卫兵已经在运动中出局，学校里重组新生的主流红卫兵组织是温和派，其中不少成员本身就曾经受到早期某些红卫兵的迫害，是所谓"黑七类"家庭的子女。温和派反对暴力。红卫兵大联合委员会重申了"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命令，使所有非法关押的老师得到释放--当时这个委员会就是学校里的领导，军宣队还没有来，工宣队更没有来。

这是我的所见，这是事实。

当然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我想那个剃了阴阳头的女教师，还有更多受到迫害的过来人，更多的官员、商人、知识分子，一定比我看到了红卫兵更多的残暴，以至一位尊敬的老作家在干校劳动时，看到路边冻得哆哆嗦嗦的几个知青，会有"狼崽子"一语脱口而出的快意。（见杨绛《干校六记》）--她肯定有足够的见闻来支持自己的仇恨，虽然那几个知青的手上可能并没有鲜血，在她那里未经审判就被定罪；虽然他们眼下身疲力乏，饥寒交迫，不像她和同行们那样拿着国家高薪一分不少，理应得到更多的同情。说实话，我震惊于杨绛的简单和轻率，但相信她自有仇恨的根据。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结构和如此复杂的过程，人们出于不同的生活经历，言说时依据记忆中不同的生活实象，自然会有正常的看法各异。这并不奇怪。一个历史事件到底是什么，需要各种看法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以及相互砥砺，以便尽可能接近真理。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官方文件、主流报刊、流行小说直到小学课堂，眼下几乎所有关于红卫兵的文字，都在固化和强化杨绛们心中的生活实象，同时在铲除和收缴我亲眼目睹的另一些生活实象。

在这一种文字的独断之下，谁要提到当时无谓折腾之外还有真实的社会矛盾，谁要提到当时不公和歧视所引起的造反是造反的一部分，谁要提到激进行为动机中还有合理与不合理的相对区别，就是为红卫兵辩护，就是为罪恶的历史辩护，就是可耻的"不忏悔"。公共舆论已经准备好了太多的理论、逻辑、修辞来伏击这种异端，直到我们这一代的任何人都怯于开口，直到任何人都得用公共化文字来修剪记忆，让不顺嘴的某些个人故事彻底湮灭，以求得思想安全。这正像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专制之下，任何人都怯于回忆和言说某个资本家或者地主的善良，或者某个"走资派"身上可敬可喜的品质。即便这些个人印象是真实的，即便这些个人印象并不要求取消他人的另一些个人印象，但仍是革命的大忌，不为公共舆论所容。当时文艺作品的公式化和千人一面，就是这样闹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