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阴差阳错（第7/13页）

胖丫不知什么时候也醒了，睁着眼睛向他这边望。垃圾捕捉到胖丫那缕目光，便似被电击了一样，僵在那里不动了。他们似乎在重复着一种游戏。游戏重复无数遍之后，终于有一天清早，胖丫一掀帘子走了过来，胖丫穿着小背心、小裤衩，浑身圆鼓鼓的，胖丫在那个灰濛濛的清晨迅速果断地钻进了垃圾的被窝，垃圾凄厉地在心里哀嚎一声，便哆嗦成一团。垃圾觉得胖丫滚热起伏的身子紧紧地贴着他，她温热的鼻息扑在他的脸上，垃圾慌乱得一动也不敢动，汹涌的尿感不可遏止地从下体排出。

胖丫惊吼一声：“你尿了！”

垃圾被胖丫吼得一颤，孩子似的哭了起来，胖丫逃离开垃圾的被窝，垃圾呜咽得愈发悲哀了。

胖丫陡然在白布帘那面笑了，笑得鼻涕眼泪风雨交加。垃圾在被窝里抖成一团，像秋风中飘零的落叶。

那一天，垃圾骚气冲天的被子，被胖丫旗帜般地挂在树枝上，垃圾看着被子无地自容。垃圾想骂人，垃圾想杀人。

垃圾在看守所里，想着自己晦涩的经历，痛不欲生。

六

胖丫死后，胖丫的邻居朱老师找到了探长。朱老师，男性，四十有五，年轻力壮的样子。朱老师二十岁那年便从师范毕业，执教初中语文课程。朱老师教了二十五年书，竟不戴眼镜，探长有些奇怪地问朱老师：

“你怎么不戴眼镜？”

朱老师惊讶地望着探长，心明眼亮地说：

“我干吗要戴眼镜，我的视力好得很，两眼的视力加起来正好是三点〇。”

探长说：“你找我有事？”

朱老师便拿出那份写好的材料，材料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探长先生：

我是胖丫的邻居（和胖丫家仅一墙之隔，院墙高度约一点五米），对于二驴的被杀，胖丫的死，我想自己有权利向探长您提供一些情况，以便有利于您对整个案子进行分析，把握。良心告诉我，我必须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向您做一个汇报。

我和胖丫的父亲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的缘故，在一起聊天的机会很多。他是搞工程的，后来去了美国。胖丫的父亲走了之后，我再也没迈进胖丫家门口半步，这一点我夫人可以作证。

胖丫的父亲是个很好的人，我很尊敬他。他自从去了美国，没人和我谈天，很孤独。我思念他。于是我们经常通信，保持我们的友谊。

胖丫的母亲杨女士私生活上很不检点，胖丫的父亲在国内时，也发现过杨女士不忠的行为。我们在一起聊天时他向我透露过痛苦的心境。

杨女士在宾馆工作，打扮得很入时，这无可非议。不可理喻的是自从胖丫父亲去了美国之后，杨女士的私生活简直无法让人容忍。她每个星期差不多都要带两个男人回家过夜。当时胖丫还不足十六岁，可想而知，这对胖丫的影响有多么严重。

胖丫家的住房结构和我家是相同的，一间厨房一间卧室（中国是12亿人口的大国，住房紧张无可指责，在这里我也不想和您探讨中国住房问题），胖丫的床和杨女士的床只一个布帘之隔。自从杨女士把男人领回家过夜，我才发现杨女士是个放荡的女人。她和男人做爱时发出的声音我们清晰可辨（当时是夏天，窗子是敞开的）。杨女士放荡的声音搅得我们一家休息不好。每次我看见杨女士领着男人回来同床，我都要让10岁的儿子戴上录音机的耳塞，宁可让他听音乐，也不想让那黄色的声音传进他幼小的耳鼓。可胖丫不能，她得去听，去忍耐。

每天我去给胖丫他们班级上语文课时，我总是看见胖丫昏昏欲睡，脸色发青，一副欲望过度的样子（我怀疑她染上了手淫的恶习）。对这一切我无法忍受了。我是做老师的，有责任对下一代负责，我找过孙大娘儿们（街道的孙主任）谈过这个问题，希望街道能出面干涉一下杨女士的行为。孙大娘儿们却显得很无奈，她说这是杨女士的私生活，街道无权干涉。后来我写信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远在美国的胖丫父亲，我希望通过胖丫父亲把自己的妻子杨女士送上道德的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