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第2/3页）

有一天晚上天气比较凉快，下午的一场大雨把漫天的热气冲了个干净。大家心情都不错，七嘴八舌地聚在小卖部的灯光下聊天，雨水不时地从梧桐树叶滴到男人们光裸的膀子上，猛地开出一朵小花，他们从心里觉得舒服。聊着聊着，有人突然意识到，这么凉爽的天气，不回家好好享受，待在外面算怎么回事呢。于是他们被各自聪明的脑袋支使着，相继散掉了。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父亲和我讨论我是否要考研的问题，徐老太一直坐在我们中间，胡科长代替了他老婆在柜台里面。因为有两个旁听者，父子俩的争论好像显得更有了理由。实际上，徐老太把头埋在张开的两腿间睡着了，她的鼾声就像夜间知了在叫。胡科长也眯着眼，似听非听。父亲一边教训我一边抬头对胡科长说，关掉吧关掉吧。胡科长连说，没事没事。父亲继续开导我说，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好比爬山，你爬得越高，看的风景也就越多，你应该考研，这样出路会宽得多。谈到出路，我愿意跟父亲继续探讨下去。我反驳他说，照你的意思就是说，考研的出路是为了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而工作的出路是什么呢？升官、发财、名誉、地位，无非就这些。可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最终的出路只能是死亡，一切都要归于死亡。那么，既然如此，出路又有什么用呢？谈到死亡，父亲愿意跟我继续探讨下去。他说，你的观点太消极了，也太幼稚了。人固然要死亡，但死亡跟死亡不一样，就像毛主席那句话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就是死亡的意义问题。谈到意义，我感到跟父亲这个世俗之徒无话可说了，我感到我们的讨论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在我们沉默的间隙，徐老太抬头对我们说，没看出来，你们父子俩挺谈得来的嘛。的确是这样，父亲一向威严，在他的子女面前也不苟言笑。父亲笑笑说，我在给他上课，孩子得教育，不教育不成才。徐老太又把头埋下去了。父亲和我站起来准备回家继续辩论，他跟胡科长打了招呼，然后又叫徐老太也回家去。我们住在一个巷子里，朝里走几步就到了。徐老太说她再坐一会儿，她回家也是一个人。也就是说，等我们一走，胡科长一关门，她就待在家里了。

第二天，徐老太没出门，大家都没在意。第三天中午，徐老太的大儿媳领着儿子小胖来取什么东西，才知道她感冒了。下午母亲对胡科长的老婆说，徐老太病了，要买些东西看看她。多少年的老邻居，表示一下慰问也是应该的。母亲探望完徐老太，回家后跟父亲说，看来病得不轻，她不停地埋怨她大儿媳，那媳妇一见面就诅咒徐老太快点死掉，说早死他们一家人早搬回来住。看那个娘们笑嘻嘻的，没承想心那么狠毒。父亲从报纸上抬起脸说，老徐是蛮可怜的，然后又跟我讲，就那个宋老师，老徐的丈夫，以前差点整死我，你那时还小，还不记事，我们不跟人计较，要不是我帮忙，学校每月拿些钱补助老徐，她整年还不得喝西北风去，所以你看，做人关键要大气。关于做人的问题，我不跟父亲探讨，我愿意认同他。

过了几天，徐老太就出来了，她走路始终低着头，头发显得有些乱。我在阳光底下跟她走对面，本来要与她打招呼，她却装作不认识，头一偏就过去了。晚上她去小卖部乘凉少了，即使去也很少说话。看来感冒还没好利索。有一天中午，徐老太找到母亲，她先是对母亲的看望表示感谢。母亲是一个讲究礼数的人，这么多天来徐老太对她的好意也不表示谢意，哪怕是一句话，母亲心里有些窝火。但现在没事了，母亲开始安慰她，还一起跟她数落了那个不孝顺的大儿媳半天。她们把我从午睡中吵醒了。徐老太说她准备过了暑假，就去学校门口摆个摊。她说钱也攒得差不多了。母亲说，我要是不怕丢人，也跟你一块摆去。如果母亲愿意放下脸面，徐老太还真的很高兴。当然徐老太也许认为母亲才不会去摆摊，只是在安慰她而已。她们又扯了一会儿，徐老太突然压低了声音对母亲说：有件事你知不知道？母亲感到纳闷，问是什么事。徐老太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你真的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了，你真的不知道？小鹿他妈没跟你讲？（小鹿他妈就是胡科长的老婆。）听她的口气，母亲不知道那件事好像很不应该，简直太不应该了。我在卧室竖着耳朵听了半天，徐老太终于耐不住性子，把那件事讲了出来。她吞吞吐吐、啰里啰唆了半天，原来那件事指的是她的二儿子一个月前在南方贩毒被抓去了，判刑是肯定的，弄不好要枪毙。但问题的关键是，公安局去她家那天，只有小鹿他妈看见了。她想肯定是小鹿他妈传了出去，那个大嘴巴女人真是歹毒呀。她用了“最毒妇人心”这个俗语。从徐老太的叙述中，我似乎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只要有人去小卖部买东西，胡科长的老婆就把大喇叭一开，免费赠送这条新闻。母亲问她有没有找小鹿他妈对证过，徐老太说，没找！这还用对证吗？肯定是她传出去的。徐老太说着说着不禁老泪纵横，母亲怎么安慰也停不下来。最后她起身，依然哽咽着对母亲说，你千万不要传出去，不然我这张老脸朝哪儿搁？母亲郑重地点点头，并伴着十分信任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