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最后的朋友 2014—……（第2/8页）

我们涉及的领域越来越专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的节奏迫使我们最佳化休息时间，事业的前途把我们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从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突然间我们的女人们想要孩子、房子，想要稳定。然而我们也想要。或者，也许我们不是以那一种方式想要，也许她们也不是以那一种方式想要但假装想要，因此我们所有人都确信自己想要得到一些事实上我们一点也不渴望得到的东西，彼此艰难地拉扯着走进这个集体精神病院——我们称之为家庭。

接着再也没有过任何友谊可以跟我和利奥的相提并论了。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发现去探索，也没有什么宏伟的事业去实现，更没有什么时间去沉溺于不间断的聊天、音乐和香烟中。我们在波澜不惊的谈话和经历中成长，将所有的个人满足都托付在一种建立在忠诚，或者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之上的夫妻关系中，然而尤其是托付在来自商法律师的定期电话中，警告我们不要冒险偷税，可以心安理得地开发票。

当丽贝卡昏迷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指望了。如果那时利奥在我身边，我会第一时间向他寻求帮助。但是向别人讲述我妻子是在和她一个同事还有另一个女人做爱的时候差点窒息而死，根本无法开口。在那些周旋在医院、护士和粗粮粥之间的日子里，我记得我曾想到过美国仔：突然地我会问自己，他究竟在哪儿，在做什么？

说实话，那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很多很多次，当我偶然回想起过去的时候，关于我们友谊的画面都会浮现在脑海里。

有一次，在我和丽贝卡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在那不勒斯度过的短暂圣诞假期里，丽贝卡让我陪她去卡波迪蒙特公园。几个小时后，当我们闲荡在林中小路中，她向我讲述着卡波迪蒙特博物馆里的收藏在国外如此不为人知让她感到难以置信，最后我们来到了一片草坪上，在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在那里踢过几场让人难以忘怀的足球比赛。

和那时候比起来，除了流浪狗的数量在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增多之外，并没有改变太多。还是那些草坪，在那里小孩子们为了一个界外球或者一个无效进球而争吵着去征服对手，此外因为他们同时既是球员又是自己的裁判，进球有效无效该由谁说了算呢？在那里他们用书包和夹克做柱摆出假想的球门。那些喊叫、辱骂和打斗，一切都还是那样。

我记得丽贝卡说：“真是荒唐，这样子草坪会被践踏，其他所有人便不能再享受这个公园了。”我立刻表示赞同，毫不吝啬地蔑视批评着，针对着那些小孩子，针对着他们的父母，针对着那不勒斯人对于开发这片宝地和让它产生收益的无能。

我说的正是“收益”这个词，丽贝卡点头赞同。毕竟，我为此专门拿了一个学位。

我们是一对受过教育拥有一份合格工作的欧洲年轻情侣，我们的前途比绝大多数在草坪上快活地、野蛮地、臃肿地踢着球的人更乐观。凭着亲身经历我才能知道他们玩耍的空间是多么有限，他们出生的小巷是多么狭窄、多么阴暗、多么拥挤，他们上的学校是多么潮湿，他们住的房子是多么逼仄，他们父母端上桌子的饭菜是多么粗劣。我们在一个像监狱一样的世界里成长，而那些可以去践踏的草坪才意味着自由。正是在那些场地上，绿色在褪去，粉碎成浓密的暗黄色斑点，而他们创造着那些幸福的夏天，无所畏惧。

很可能就是在那样的时光里，远远超过当我和凯瑟琳上床的时候，我前所未有地背叛了利奥。

利奥是我最后的朋友。我本应该在回复艾玛的信息中这样写的，但相反，我脱下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冲了澡，重新换上休闲装，像每一个优秀的进步主义顾问那样，接着便奔向一整天成堆的会议中去了。然而我却违反了我们通过便利贴交流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规则：无论如何都要回复。我可以肯定当她回到家中，当她在准备瑜伽包的时候，她会瞥一眼冰箱，然后她会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