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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是第一个羞怯地侧着身子挨近大门来吃糖的。她非常伶俐地一把从你手里把糖枪了过去，不过她的两只耳朵却向后紧贴着，好像她会咬人似的。罗达比较任性——谁也抓不住她。她又胆怯又蠢笨。最先变得像个真正的妇人，纯粹女性化的是苏珊。正是她把那些滚烫的泪水洒在了我的脸上，那滋味既吓人又美妙；这两种特点都有，但又都没有。她天生是诗人崇拜的偶像，因为诗人总是渴望安全；有个人正坐着缝东西，这个人说：‘我又是爱，又是恨’，这个人生活得既不舒适也不富裕，但却富有某种气质，既高贵又不刻意造作，这正是写诗的人特别向往的那种非常纯粹的完美风格。她父亲披着松松垮垮的晨衣，趿着破旧的拖鞋，慢吞吞地走过一个个房间，然后顺着铺石板的走廊走去。在寂静的夜里，可以听到一英里外一道水墙似的瀑布在隆隆地落下来。那条老朽狗差不多已不能跳到他坐的椅子上了。当她不停地转着缝纫机的轮子时，可以听到那些愚蠢的仆人正在声震屋宇地大声说笑。

“关于这种事，甚至在苏珊一边拧着她的小手帕一边哭喊‘我又是爱，又是恨’，而我则处在极度痛苦之中的时候，我就提到过。‘一个卑鄙的仆人，’我评论道，‘在上面的阁楼里大谈大笑。’而这种小小的戏剧性插曲表明，当我们沉浸于我们的生活体验时，常常是多么的没有完全投入。每当处在极度痛苦的时候，旁边总有那么一个好发表议论的家伙在那儿指指点点；这家伙总是悄悄地低语，就像那个夏日的早上在那间外面的庄稼长得快够着窗户的屋子里，他对我悄悄地说：‘那棵垂柳就长在河边的草地上。园丁们拿着大笤帚在扫地，那位太太正坐在那儿写信。’这么说着，他就把我引到了一个完全越出我们自己当时的窘境的境界；引到了一个象征的，而且因此也许是永恒的境界，如果在我们的睡觉、吃饭、呼吸，既那么肉欲又那么精神的混乱生活中，果真存在着某种永恒境界。

“河边生着垂柳。我与奈维尔、拉朋特、贝克、罗姆赛，休斯、珀西瓦尔、还有珍妮，一起坐在平坦的草地上。透过那些春天点缀着朵朵绿穗、秋天点缀着点点橘黄的茸茸细叶，我看见小船；房屋；我看见忙忙碌碌、年老色衰的妇女。我把一根又一根的火柴非常醒目地插在草地上，来标示出认知（也许是哲学；也许是科学；也许是我自己）过程中的这个或者那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那无拘无束随意活动的感官末梢，正在捕捉各种朦胧的知觉，转瞬之后再让理智去吸收和消化它们；谐和的钟声；一个骑在自行车上的姑娘，当她骑着车子时，好像把后面遮掩着一片混沌难辨、喧嚣纷扰生活的窗帷的一角掀了起来，那是一种正在我的这些朋友和这棵柳树所构成的圈子外面汹涌激荡的生活。

“只有这棵树抵挡住了我们永恒不断的变化。因为我总是在变，变；我一会儿是哈姆雷特，一会儿是雪莱，一会儿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某部小说的主人公，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而且难以置信的是，我曾经在一个学期里从头到尾都是拿破仑；不过主要还是拜伦。有段时间，我一连几星期扮成拜伦这个角色，大步流星地走进房间，一边把手套和大衣扔在椅背上，一边微微地蹙紧眉头。我常常走到书架跟前，再呷一口那神奇的特效药。于是，我就任由我那惊人的排炮似的辞藻纷纷倾泻在某个很不相宜的对象身上——某个现在已婚的姑娘，某个现在已经入了土的姑娘；在每一本书里，每一个靠窗的座位上，都胡乱塞着一张张写给某个使我变成拜伦的女子的信，这些信都不曾写完。因为用别人的文体来写完一封信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曾经激动万分地赶到她的家里；虽然交换了信物，但却没有娶她，无疑是因为要达到那样的感情热度，时机还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