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北京大学（第3/17页）

余至北平，即与孟真相识。孟真屡邀余至其史语所。有外国学者来，如法国伯希和之类，史语所宴客，余必预，并常坐贵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绍余乃《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者。孟真意，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继此以往，则余与孟真意见亦多不合。

孟真在中国史学上，实似抱有一种新意向。惟兹事体大，而孟真又事忙未能尽其力，以求自副其所想望，而遂有未尽其所能言者。彼似主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彼著述亦仅限先秦以上，即平日谈论，亦甚少越出此范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

适之于史学，则似徘徊颉刚孟真两人之间。先为《中国大史学家崔东壁》一文，仅成半篇。然于颉刚《古史辨》则备致称许。此下则转近孟真一边。故北大历史系所定课程似先注意于断代史。在余初到之年，北大历史系第一次开会，适之为文学院长，曾言办文学院其实则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而历史系上古史一门除余专任其必修课外，又开选修课，凡八门，颉刚孟真各任一门。此见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文史两途已相悬绝。其在文学上，对白话文新文学以外，可以扫荡不理。而对史学，则先秦以下，不能存而不论，但亦急切难有新成就。于是适之对北大历史系之兴趣，亦遂逐渐减轻。

四

余在北大，任教"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年。翌年，改开中国政治制度史。系主任陈受颐弗允。受颐人素谦和，主讲西洋史。闻其于西洋中古史颇有深入，实际并不任系务，乃由孟真幕后主持。大意谓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余谓，言实际政治以前制度可不再问。今治历史，以前究属如何专制，亦当略知，乌可尽置不问。屡争，终不允。余言，余来任课，上古史秦汉史由学校规定，余一课任余自由开讲，不论选课人多少，余意欲开此课，学校似不宜坚拒。遂终允之。北大选课，学生可先自由听讲，一月后始定选。到时乃无人选余此课。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告其同事，学生来校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今文学院开此课，当令学生前往听讲。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来选听此课。稍后，人益多，乃历史系学生前来旁听。因北大校规松，选定之课可任意缺席，未选之课可随时旁听。故学校自开学后，讲堂必随时改换。旁听多，换大课堂。缺席多，换小课堂。其教师或自小课堂屡换大课堂，某教师或自大课堂屡换小课堂。学生以此为教师作评价，教师亦无如之何。清华燕大殊无此现象。惟余第三年仍开近三百年学术史，俾完成余之讲义。

余每次上堂必写此一堂之讲授大纲及参考材料。惜余此课所讲迄今未编撰成书，惟散见其要旨于余此后之《国史大纲》中。即余初来台北，有《历代政治得失》一讲演，已付印出版，亦可谓余在北大讲授此课一简编。则已距当年开讲近二十年之久矣。

时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诸生来余舍，请余办一《通典》，谓当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余拒之。诸生曰，师仅挂一名，其他一切尽由吾侪负责，请勿忧。余曰，今年开此政治制度一课，乃为诸生于此方面常识特缺，非为余于此特所重视。余爱通典制度，亦爱食货经济，又爱禹贡地理沿革。诸生当扩开兴趣，博学多通，乃能于史识渐有进。待他年学问基础既立，庶可择性近专精一门。此乃成学后事，非初学时事。倘诸生今即专骛一途，适以自限，非以自广。恐于诸生学业前途，有损无益。余为诸生着想，非自为计也。诸生唯唯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