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21/29页）

“她不会回来了。”萨丽娅语气平淡地说着，把信还给了妈妈。

“她肯定会的！”我说。我傻了眼，扭头看着妈妈，等着她说点什么，最起码一句打气的话。可是妈妈把信叠好，放到桌上，然后便默默地去煮咖啡了。记得我当时在想，就算她同样认为玛达丽娜不会回来，也应该安慰一下萨丽娅，可她没有，真是不近人情。然而我不知道——那时还不知道——她们两个已经心有灵犀，也许强过我对她们任何一个人的了解。妈妈太尊重萨丽娅了，所以不可能哄她。她不会用虚假的保证来冒犯她。

春天来了，披着万千绿色的荣光，然后又去了。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一张明信片，感觉它像一封匆忙写就的信，她告诉我们，片场麻烦不断，这一次跟投资方有关，由于一再拖延，他们威胁要撤资。和上一封信不同，这次她没说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

初夏一个暖洋洋的下午——那是1968年了吧——萨丽娅和我，还有一个名叫多丽的女孩，一起去了海滩。当时，萨丽娅已经在蒂诺斯跟我们住了一年，人们已经不再对她毁损的脸窃窃私语，死盯着不放了。虽然她仍然，而且始终都被好奇所包围，但这种好奇也在慢慢减退。现在她有了自己的朋友，多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看到她的时候，不再像见鬼一样受到惊吓，她和朋友们一起吃午餐，说闲话，放学后一起玩，做功课。尽管感觉不太可能，可她已经变得和正常人差不多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岛上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钦敬，他们接受了她，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那天下午，我们仨本来打算去游泳，可是水仍然很凉，所以我们最后躺在石头上睡着了。萨丽娅和我回到家，发现妈妈在厨房里削着胡萝卜皮，一封没拆开的信放在桌上。

“你继父来的。”妈妈说。

萨丽娅拿起信，上了楼，过了很久才下来。她把信纸放到桌上，坐下来，拿起了刀和一根胡萝卜。

“他想让我回家。”

“我知道了。”妈妈说。我觉得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最微弱的一丝慌乱。

“准确地说，不是回家。他说他联系了英国一个私立学校。今年秋天我就可以入学。他来出钱，他说的。”

“那玛达丽娜阿姨呢？”

“她跑了，跟埃利亚斯。他们私奔了。”

“那电影怎么办？”

妈妈和萨丽娅交换了一下眼神，又同时朝我翻了下眼睛，于是我明白了，她俩一直都心知肚明。

2002年一个早晨，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后，我正准备从雅典前往喀布尔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玛达丽娜的讣闻。她现在挂着“库里斯”的姓，可我从那老妇人脸上认出的，不仅是她青春美貌的余烬，还有那熟悉的、明眸皓齿的笑容。下面有一小段文字，说她年轻时曾经短暂地做过演员，后来在八十年代初创办了自己的剧团，排演过几部深受评论界赞扬的作品，特别是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该剧在九十年代中期连演不衰，还有契诃夫的《海鸥》和迪米特里奥斯·姆波格里斯?的《婚约》。讣闻说，因为她的慈善工作，她的多智，她对时尚的敏锐认知，她举办的奢华派对，以及她对众多无名剧作家欣然给予的机会，使她成了雅典文艺圈里众所周知的人物。文章说她死前与肺气肿进行了漫长的苦斗，但没有提及她身后是否还有配偶或子女。我更为震惊的是，她在雅典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离我在科洛纳基的住处只隔了六个路口。

我放下了报纸。出乎我的意料，三十多年没见过她了，如今我却感觉这死去的女人有几分不堪。这篇关于她结局的报道一下子让我产生了抵触。我过去一直在想像，她过的是一种动荡而无常的生活，岁月维艰，厄运连连，动不动就崩溃，感到懊悔，还有一连串昏头昏脑、不顾一切的桃色事件。我一直以为她会自毁，很可能因为酗酒而过早死去，人们总是把这样的死称作悲剧。我心里有一部分甚至曾经相信，很有可能她是知道的，知道她把萨丽娅领到蒂诺斯，是为了让她免受伤害，是要救她脱离苦海，因为玛达丽娜知道自己对女儿受的罪已经无能为力。可是现在，我开始用妈妈的眼光来看玛达丽娜了，妈妈肯定是这样看的，一直都这样看：玛达丽娜是个绘图员，坐在那儿，心平气和地画着她未来的地图，干净利落地把重如大山的女儿排除在边境线之外。她的成功堪称辉煌，起码按照讣闻所说，正是如此，文中简略地记录了一个精心打理过的人生，一个富含着成就、优雅，受人敬重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