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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站，我给父亲打了电话。听声音父亲很高兴，他让我顺便从车站带一挂一万响的鞭炮回去。我们乘的是上午九点钟的公共汽车。省城离乡下两百多公里，我们要坐七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我对向梅说，感谢你帮了我这个忙，让我尽了孝心，这样对谁都有交代。我说，如果你不答应，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向梅搂着我说她怕。我问她怕什么。她说不知道。我说你见了我妈就知道了，她一点都不让人怕。我估摸她一定是怕在死人身边举行婚礼。我告诉她，仪式很简单，我见过，我们那儿这种情况下结婚的很多。我说在病人没死前结婚，叫冲喜。人死后结婚，那叫孝里冲。向梅双手冰凉冰凉的，身上却滚烫滚烫的。我紧紧搂着向梅，想，世界上的事真是说不清，如果不是我妈死，我和向梅也许不会成为夫妻。我安慰向梅说，三年之后，我带你去新马泰遛一圈，算是补办婚礼。我一再叮嘱她，你马上就是张家的儿媳了，言谈举止都要入乡随俗。

我们到龙沙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站在村外马路上等我们的大舅，吩咐他孙子拿了鞭炮回去报信。一会儿工夫，就响起了鞭炮声。

我和向梅进了屋子。母亲头朝南脚朝北躺在堂屋正中的门板上，身上穿着她生前出门才穿的花布棉袄，那是我在省城给她买的。靠窗的木架上停着一口漆黑的棺材，屋梁上挂着一只一千瓦的大灯泡，东房间的门上贴着红双喜，那一定是我的新房了。听到母亲的死讯，我就一直克制着自己。但是看到母亲，看到母亲慈祥的遗容，我还是忍不住失声痛哭。向梅也哭起来，然后周围的人都哭了起来。后来，我和向梅被人扶起来，让我们向母亲鞠躬，向父亲鞠躬，外面就响起了鞭炮声，然后我们就被关进了洞房。起先乐手们还在奏乐，乐手们一停，外面就很安静了，偶尔只听到守灵人克制的咳嗽声。

我们坐在床上，保持着一拳之隔的距离，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大约凌晨三点，向梅突然抖起来。我让向梅躺下，从衣柜里拿出一床棉被盖在向梅身上。向梅还是抖。我小声问：“你是冷吗？”向梅说：“我怕。”我说：“别怕。”我又给她加了一床棉花胎。向梅抖得更厉害了，她在床上滚起来，把床弄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我很紧张，生怕外面人误会。我紧紧抱着向梅，要她无论如何不能动，不能弄出声音。但是向梅显然失控了，床的声音更大。我不知所措，想打开门，打开门又有什么用呢？谁又能让她不抖呢？我把棉花胎铺在地上，把向梅抱到地上。向梅仍然在抖，仍然在滚，向梅牙齿的磕碰声在夜空中回响。直到天亮，向梅才不动了。

早晨我走出房门，发现父亲、舅舅脸上气色不对。吃完早饭，我问舅舅上午怎么安排。他说等会儿送你妈妈下田。他说：“你们就不要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还问人为什么？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你们夜里干的事大家都听见了。要你们只做个仪式，你们怎么能当真呢？你妈妈尸首未寒，你们居然一墙之隔做这样的事，你这样的不孝子是不能送你妈妈下田的。”我说：“你们误会了，她怕，她抖。”舅舅说：“你不要辩了。等出田回来，我们再看看拿你怎么说。”

失 踪

农历腊月十九这天下午，张三从红十字医院回到家，看见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盒录像带，录像带侧面的蓝色标签上印着两个字：失踪。张三不知道是谁借回来的录像带。张三打开电视，把录像带推进放像机。是电影。片子没放完，张三已经泪如雨下了。是一部日本片。讲述名古屋的一个摄影师由于久病不死备受家人的嫌弃和冷落，在一次圣诞晚会上摄影师意外失踪，失去亲人的家属才知道摄影师对他们多么重要，他们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摄影师。这个摄影师的遭遇和张三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张三没有失踪而已。跟片中的摄影师一样，张三曾经是家庭的顶梁柱，他的喜怒哀乐就是家人的喜怒哀乐，他一次小小的感冒都会惊动全家。在他生病的最初岁月里，家人给了他足够的温暖和关怀。但他的病一发不可收，他患上了十一种慢性病，他因此而失去了工作、地位和收入，无边无际的医药费使家庭陷入贫困的边缘，他永无止境的咳嗽和间歇性的大小便失禁，把家庭搞得像病房和公共厕所，家人终于开始表现出厌烦、嫌弃和冷落。张三无法让家人像当初那样爱他，他知道他连累了他们。也许正如这部片子讲述的那样，只有失去张三，他们才会发现张三对他们多么重要，才会像当初那样对他关怀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