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大地（第3/4页）

从少年开始直到青年时代，我居然不怕死了。我被革命英雄主义怂恿着，热血沸腾，激情满怀，随时准备着牺牲生命。自小开始失眠的毛病到这时愈演愈烈，却常于黑夜里陷入视死如归的狂想。我很羡慕那些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少年英雄，王二小和刘胡兰成了心目中的偶像。文学形象里面，我最崇拜《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神出鬼没，智勇无双。我削过木头手枪，把自己武装成双枪手，成天比划着啪啪地朝敌人左右开弓。白天里玩的游戏，也多是革命战争故事。冬天里，生产队熬制蔗糖，甘蔗渣堆成山，足有三四米高。我经常把自己想象成《英雄儿女》里的王成，拿甘蔗作爆破筒，从高高的甘蔗渣堆上勇敢地跳下去，顿时感觉浓烟滚滚，敌人血肉横飞。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真是胆大包天。潜入深深的水潭，硬要憋得胸闷气短脑袋发涨，才猛地蹿出水面；爬上高高的树梢，任自己在云端秋千般荡着，好几次差不多摔死；黄昏时专门去坟堆里穿梭，脑子里还故意想象鬼从坟头飘然而出，只想证明自己多么不怕死。回想起来，当时根本没有认真想过所谓牺牲意味着什么，只是像中了传说中的蛊毒，精神常常处于迷幻状态。如果当时真的模仿狼牙山五壮士，从高高的山崖上纵身跳下，我早就英勇献身了。真还为此后怕过。

大约二十多岁以后，有那么十来年，我对死亡无所谓怕与不怕，居然暂时把它忘记了。求学、工作、成家、生子，不再像儿时那么懵懂和天真，实实在在的责任压在肩上，不由得我想得太多。当然也经常憧憬未来，却似乎自己的生命漫无边际，还可做很多事情。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教养孩子，相信孩子身上能够发生不可想象的奇迹。人们都说自己的生命会在孩子身上得到延续，我想这多半是种感情色彩的说法，我并不认为自己同后代在生命上有某种线性联系。我只是我，孩子就是孩子。只不过我从孩子身上，无意间感觉到生命的生生不息，多少有些安慰而已。但是，就像我们无法预知自己的死亡，生活本身是无可选择的。有时候我们看上去似乎是选择了，其实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只不过答案事先从来不由我们自己掌握，命运之神是位永远沉默的严厉考官。回首自己四十多年平淡无奇的草芥浮生，生活状态的流变、栖身之所的迁徙、价值观念的嬗变、人事关系的遭逢，乃至于爱恨情仇、得失荣辱、喜怒哀乐，都是我不能自主的。早些天我偶然翻出自己二十四岁时的照片，照片上那个目光清纯却有些怯弱的青年简直叫我不敢相认。那个青年同现在的我差距有如天壤，细细辨认才能找出些蛛丝马迹的关联。皮肉之相的差别已是如此，而皮肉包裹之下的这个人，早已死死生生多少次了。我永远走不回从前，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能朝不可预知的未来走去。未来虽说不可预知，终点的黑线其实早已画好，只等着我哪天蹒跚而至。有人发誓赌咒要掐住命运的咽喉，我想这是最荒唐的狂妄自大。

我于是重新想起死亡这么回事，从此再也不能忘怀。这大概是三十多岁以后，父母慢慢老去，自己鬓毛渐白，生命消逝的感觉有如利刃切肤，又像沙漏演示时间那么形象具体。做个中国人在宿命里有诸多不幸，至少没有宗教可以安慰灵魂。有位朋友妻子患癌症故去了，他说当妻子知道自己病情以后，那种惶恐、痛苦和绝望简直令她如钝刀剜心。他妻子试着皈依上帝，可她跪在教堂里惟有失声痛哭。她已没法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一切都晚了。乐生恶死，或者贪生怕死，一直是中国人的寻常状态。活着就是为了死亡，这在西方本来是常识性的哲学命题，却是中国人不忍承认和信奉的。15世纪初，巴黎的一个墓地诞生了一幅被称作《死亡之舞》的壁画，画面上国王、农夫、教皇、文书、少女共舞，他们每个人都手挽一具僵尸，而这僵尸就是他们自己。《死亡之舞》从此以后以木刻、油画等多种形式流传所有基督教国家。壁画告诉人们一个事实：每个人都与死亡共舞终生。西方甚至出版过《死亡艺术》这样的书，几百年畅销不衰，旨在告诉人们如何从容地迎接和面对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