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4/16页）

“嗯，因为我找不到它，所以我以为一定是忘在家里了。”

“其实，你并不真的知道你把它放哪儿了！”

“不，我知道的。我把它放在药箱里了。”

“那你为什么在六月二十九日早上说你忘在家里了？”

“因为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

“那我得说，你是个很粗心的女人。”

“这不是真的。”

“你有时陈述得相当不准确，不是吗？”

“不，不是的。我对自己说的话很谨慎。”

“你有没有说过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玛丽·杰拉德去世的那天你被玫瑰的刺刺到了？”

“我不明白那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法官说：“这和案子有关吗，埃德温爵士？”

“是的，大人，这是辩护的重要部分，我打算传唤证人，以证明这种说法是骗人的。”

他继续问。“你还是坚持在七月二十七日，一棵玫瑰树上的刺刺伤了你的手腕吗？”

“是的，我坚持。”霍普金斯护士挑衅地看着律师。

“什么时候刺到的呢？”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就在离开门房到大房子里去的时候。”

埃德温爵士怀疑地说：“那株玫瑰是什么样的？”

“攀爬在门房外的花架上，开着粉红色的花朵。”

“你确定？”

“我相当确定。”

埃德温爵士停了一下，然后问：“你坚持说六月二十八日你到H庄园来的时候，吗啡是在药箱里的？”

“是的。我随身带着它。”

“假定此刻奥布莱恩护士来到证人席，发誓说你说过你可能把它留在家里了，你要怎么说呢？”

“它在我的药箱里。我十分肯定。”

埃德温爵士叹了口气。“吗啡不见了，你不觉得不安吗？”

“不，我没有不安。”

“是吗，尽管大剂量的危险药物不见了，你竟然还是很放心？”

“我当时没想到是被人拿走了。”

“我懂了。你只是不记得你到底把它放哪儿了？”

“不是。我把它放药箱里了。”

“二十片半格令的药片，也就是说十格令的吗啡。足以杀死好几个人了，不是吗？”

“是的。”

“但是，你没有感到不安，甚至没有正式上报吗啡丢失一事？”

“我认为没问题的。”

“我请你考虑，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那么吗啡不见了，你应该正式报失。”

霍普金斯护士的脸很红，她说：“嗯，我没有那么做。”

“这肯定是你的严重疏忽。看来你并不怎么负责任。你有没有经常把这些危险药品放错地方？”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询问持续了好几分钟。霍普金斯护士心慌意乱，面红耳赤，自相矛盾，轻易地溃败于埃德温爵士的老辣技巧。

“七月六日，也就是星期四，死者玛丽·杰拉德是否立了一份遗嘱？”

“是的。”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她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就做了。”

“你确定那不是因为她心情沮丧，对未来没有把握才立的遗嘱吗？”

“胡说。”

“然而，这表明死亡的念头是曾出现在她脑海里，她考虑过这个问题。”

“根本没有。她只是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是这份遗嘱吗？署名是玛丽·杰拉德，由糕点店的店员艾米莉·比格斯和罗杰·韦德作为证人，把她去世后所有的一切都留给玛丽·莱利，也就是伊丽莎·莱利的妹妹，对吗？”

“没错。”

遗嘱交给陪审团。

“据你所知，玛丽·杰拉德有什么财产吗？”

“当时没有，她没有财产。”

“但她不久后就会有？”

“是的。”

“是不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两千镑，卡莱尔小姐赠予玛丽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