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3/6页）

彼得堡。潮湿阴冷的九月底十月初。权力很大的贵族参政员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一家三人已经分裂。靠忠诚和坚定平步青云的参政员年过花甲，仍担任“一个重要机构的首脑”，念念不忘要压制一切现存秩序的异端；他的妻子安娜·彼得罗夫娜不满丈夫的冷漠无情，两年半前已随一位意大利演员出走西班牙；正上大学的儿子尼古拉与父亲表面和睦，内心充满厌恶，他热衷于新康德主义，不满现实，曾许下要帮助一“轻率政党”的诺言。当时俄国与日本交战失败，使彼得堡和全国的局势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急状态；活跃于工人和贫民区的恐怖政党派平民知识分子党员杜德金把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沙丁鱼罐头盒秘密带到尼古拉家里。尼古拉因不久前的爱情纠葛遭到沙龙年轻的女主人索菲娅的嘲笑，决心报复，于是头戴黑胡子假面具，身披通常滑稽剧里丑角穿的红色多米诺式斗篷，出入各种场合，并参加了一次父亲和索菲娅均到场的舞会，引起纷纷议论。舞会上，尼古拉收到一封信，信中要求他兑现诺言，用沙丁鱼罐头盒装的定时炸弹炸死父亲，他为自己真要去干这弑父勾当而深感痛苦；同时阿波罗则被告知近日有人要加害于他，凶手和这舞会上穿丑角斗篷的是同一个人，即他儿子，弄得他惶惶然坐立不安，此事还使他失去最近升任大臣的可能性。其实那信是打进“轻率政党”的利潘琴科假借党的名义写的，旨在破坏革命。索菲娅的丈夫利胡金少尉从妻子那里得知那信的内容，乘机敲诈尼古拉。真诚参加“轻率政党”并为此曾遭流放的杜德金认清利潘琴科的真面目，气得发了疯，遂深夜潜入利潘琴科的郊区别墅，用剪刀杀了他。无奈并万般痛苦的尼古拉与利胡金大吵一场后急忙回家，以便立刻找出沙丁鱼罐头盒把它扔到涅瓦河里。社会上形势发展很快，不断有群众集会、游行，还传说有人在夜空中见到了“白色的斗篷”，预言耶稣基督二次降世。阿勃列乌霍夫父子各自怀着不同的惊恐心绪回家，阿波罗在儿子房里发现一个沙丁鱼罐头盒不知为何物就随便拿到自己房内，尼古拉不知沙丁鱼罐头盒已被先到一步的父亲无意中取走还到处寻找。两人见面时虽仍疑恨重重却又复萌骨肉之情，当天因被情人遗弃的安娜·彼得罗夫娜回来后也受到丈夫不失体面的接待。正当这一家三口重归于好，共进晚餐后已安寝时，突然一声巨响，接着便满屋浓烟，窗破门塌。老参政员从此退休，和妻子一起回到乡下。当场失去知觉的尼古拉清醒过来后出国疗养、旅游和进行考古研究。数年后回来时，父母均已去世，他从此蛰居父亲的领地，成了个只偶尔去教堂或在家读读启蒙主义哲学著作的白发老人。

在这些通过断断续续不按通常时序叙述构成长篇小说大体故事情节的主要事件和人物中，很容易发现有不少直接来自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名著。例如，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及其与妻子安娜·彼得罗夫娜和儿子尼古拉的关系，立刻使人想起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卡列宁一家人；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恐怖政党成员杜德金显然是普希金的长诗《铜骑士》里那个愤怒的小人物叶甫盖尼的继续，更鲜明地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的主人公）及伊万·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主要人物）的印迹。《彼得堡》的特别独到之处，首先在于作者根据现实和艺术本身的发展，利用前人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加以讽刺模拟性的改变，再创造，在表现“沙皇统治下彼得堡的覆灭”这个传统的和流行的主题时具有了新的内涵，既对官僚阶层作了诙谐的讽刺，又对恐怖主义作了明确的否定。众所周知，作家构思这部小说时俄国现实表明，沙皇政府的官僚统治不仅残酷反动，而且早已完全腐朽没落，而当时一些像社会革命党那样的极端党派虽然成功地暗杀了普列维（内务大臣，1904年）、斯托雷平（总理大臣，1911年）等不少政要，却丝毫无助于俄罗斯社会的进步。可见这部作品的一些具体描写虽然带有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的悲观色彩，但它所揭示的基本主题思想，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完全切合生活实际，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