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41/46页）

一开始有点不情愿，后来我非常热切地跟她讲我自己的“历险”——这是她的叫法。我会跟她讲述旅行的一点一滴，以及在世界各地与作家们见面的种种细节。这一次，她想听我讲我的第一次曼图亚图书节之旅，就是在那里，我一直以来欣赏的女作家缪丽尔·斯帕克[73]跟我成了朋友。她邀请我去她住的酒店，而她全程在说的一句口头禅是“可怜的多丽丝”。多丽丝指的是多丽丝·莱辛，可能是在苏黎世，也可能是洛桑，她的航班不知为什么取消了，一辆没有厕所的大巴送她去了意大利，所有的行李都丢了。缪丽尔则一直很有兴致地说：“啊，我为多丽丝觉得特别遗憾，要是我能把我的宽松长裤借给她就好了，但我们不是一个号。”从酒店的楼梯下来时，我们见到了她，她就像个病人，像个苦行的拾荒女人，身着一件棕色羊毛开衫，带了一个棕色纸袋——里面肯定装了她所有的随身物品，拿着一支牙刷、一管牙膏和几样别的生活必需品，看起来那么有气质，那么耐心，全然没有怒气或怨愤……好吧，缪丽尔就爱这个；她似乎很享受这每时每刻，她还处在这样的年纪。

另一次，我跟法拉讲了与萨曼·鲁西迪[74]交谈的经过——在臭名昭著的死刑令被颁布之前，他曾是在伊朗风靡一时的作家。在一场笔会的晚宴（PEN Gala）中，他来到我的桌前，和蔼地称赞了我的书，而我热诚地告诉他，我是多么佩服他的勇气；我笨嘴拙舌地说了一些很绕的话，让他以为我说的是“你应该去死”。（我原来想要说的是，在伊朗，那些被当局盯上的人尤其受崇敬，因而政权对他颁布死刑令实际上是对他授予了伊朗的最高荣誉。）在海伊文学节，作家丽莎·艾比娜妮西（Lisa Appignanesi）大笑着问我，我是不是真的跟萨曼说他应该去死，并且在我再次见到鲁西迪之前，其他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于是再见到他时，我向他发誓，我从没说过这样的话，他友善又狡黠地揽着我的肩说：“没错你说了，没错你说了，但没关系……”

法拉总是会大笑。“你玩得开心吗？”她会近乎忧虑地这么问我，语气就和她对我说她担心我不能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时一样。我其实并没有很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开心。“我的天呐，女人！”她会说，“找点开心的事吧！这没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你应得的。”直到很久之后，她离开人世时，我才意识到，跟她讲述这些故事是如何成了一种记忆方式，甚至一种享受那些事件的方式，我参与时太过心事重重、太过忸怩腼腆，而这种讲述让我可以放开一些，单纯地享受乐趣，就像法拉一贯建议我的那样。

她离世前一天晚上，我和比冉受邀到克里斯托弗·希钦斯[75]家里吃晚餐，一同受到邀请的还有伊恩·麦克尤恩[76]和他的妻子。我决定第二天早上再打电话给法拉，我以为她会想听这晚餐的种种细节，指点我哪些是应该说的，哪些不应该说。麦克尤恩是我们热衷讨论的作家之一，他清晰又恰到好处的抒情反映了他将那么多的内容压缩进一幅画面或一个场景的能力，同时他中允的同情又让他的故事不流于简单的感伤。但是，那天晚上我们主要讨论的自然还是当下的议题，而非麦克尤恩的新小说或者希钦斯的回忆录。我从未找到一个与我心爱的作家谈论写作的好方式；我想，要彼此坦诚地谈论这样的话题，双方的关系必定要非常亲密吧。我想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她，我以为，可以一五一十地都讲给她听。但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通电话。法拉天未亮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