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2/46页）

法拉和马赫纳兹都是主修英语文学的——即使放到现在的伊朗这也很少见，那时就更是如此了——我们的讨论就总是伴着关于书的心得交流。我们是被某种纽带联系着的，可单单血统不能完全解释这种亲密。早在我被叫到单调无趣的移民服务办事处回答问题、作为一个新入籍的美国公民宣誓之前，我们就秘密约定了要做两个国家的公民，分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属于两种语言，它们既让我们忆起我们抛在身后的那个国家，同时也让我们想起我们选择作为新家的这个国家。而恰是这种对双语种的切换使用，对两种语言的诗歌和小说的掌握，对两种文化——这个词可能听来甚为含糊——的耳濡目染，给我们提供了最多的暂时稳定感。

我始终相信，正是最初的这种亲密关系，这种同样的梦和同样的对文学的热爱，维持着我们的友谊——也导致我们有一次那样乱开车，后来又一次次重蹈覆辙。法拉和我经常会谈得特别专注，不可避免地我们就会迷路，错过罗克维尔大道的出口，因而几乎总是在见马赫纳兹时迟到。马赫纳兹会表现出一副准备耐心等到海枯石烂的样子，并试图从我们中学女生式的借口和强忍着不笑出声的样子里找出点异样。

“你得加一些美国历史的内容到新书里，就像你把伊朗历史加到《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一样，”法拉说着，眼神不再看路，而看向了我，“不然关于美国小说你还能写些什么呢？”

在告诉我该做什么这件事上，法拉从来不会有所保留。我开始跟她抱怨，我有一次在一堂研究生研讨课上提到了托克维尔，一个学生举起手来问我：“托克维尔是谁？”

“你能相信吗？”我说着，越发愤慨了，“还在国际研究学院呢！我的天！”后来我很快就发现，班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写了《论美国的民主》的法国人。“我敢肯定，我不少伊朗的学生至少会听说过他。”

“那就更有理由了，”法拉似乎并未受到干扰，“你更有理由读一读约瑟夫·J.埃利斯（Joseph J.Ellis）的《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了。”

两年后，我陪着马赫纳兹到法拉的卧室去，在一堆随意靠墙堆放着的书里挑一本当作纪念，这些书就像一群沦为孤儿的孩子，在等待着一个新父母。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我想不到还有任何书比它更能让我想起那些亲密而充满欢乐的时光，那些我和法拉一起度过的时光——任何书，我是说，除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下简称《哈克贝利·费恩》）。

法拉的预言最终成了现实；她没能有机会读一读我的书。那场对话过去五年后，我都还没有写完这本书。主要的障碍是我们讨论得特别多的那一章，哈克·费恩的那章。我花了两年时间写这一章，后来我又把它搁置了一年，因为感觉不对——分析太多，走心太少。我沮丧地看着笔记，不停地想起跟法拉的对话。之后我才突然想起，她早已在同我的交流中留下了这一章的答案，在我们那时的交谈中，无论是在我们考虑成为美国人时，还是在我们思考流亡与故乡的意义时，哈克都占着极其核心的地位。对于带着一颗一分两瓣的心生活，法拉已经可以平静接受了。

我此前从没认真想过写下这些谈话，一直到我收到了法拉女儿的一封电子邮件。之前我问她，法拉生前最后几个月收养的一只狗怎么会起名哈克的，她的邮件是为回复我。“最后那一年，我们家的气氛中，漂浮着某种关于哈克的东西，”内达回信说，“妈妈开始谈论你的计划，并且对此心驰神往。每一种美好人生的核心，都是想象和旅途的探寻。她去世前几个月的某个时候，让我帮她录一本书然后放到iPod里面。我在图书馆借了本《哈克贝利·费恩》，把它弄到了iPod里。她用耳塞听它的时候，我也在听，上班时，在看了许多个小时关于国会的内容之后，我会停下来，听这本书。而我始终没能归还原书。是啊，我的的确确地是个小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