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13/46页）

研究。大学一年级一开始，就该有人教过我的学生们如何使用图书馆，如何找文章和背景资料，如何引用文献和编写脚注。我不想再多做相同的事。我觉得，把文学研究当作一场寻宝之旅，顺着交织着的一条条线索找下去，直至拼凑出故事、动机或罪行的缘起，会更刺激，或许也更有收获。在教授学术写作其他机械刻板的方面的同时，在用到文本外资源之前，我想让我这门课的学生做另一种研究，经由这本书的成形过程，对它追根溯源。

“只要记住，”我告诉他们，“civilization（文明）这个词，在最初的一页，就被哈克变成了sivilization。这是整本书的一个线索——这拼写上的细微变化颠覆了整个词的意味和内涵。这部小说中的关键词——如‘体面’‘良心’‘心灵’‘白人’‘黑鬼’——没有一个是以常规意义出现的。记得我们上星期讨论的‘颠三倒四’（topsy-turvy）吗？它适用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在不同的语境下，它也适用于《哈克贝利·费恩》。”我想让他们感受文本的颠覆性，像吐温的第一批读者们可能曾体验的那样去体验它。

我的学生尼玛如今在美国生活，近来他让我又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愤慨和牢骚——在于伊朗教的最后几堂课里，我表达过对“sivilization”这个词被误译的一些看法。我的一个学生有一天拿了本波斯文版的《哈克贝利·费恩》过来，她指给我看，那个用意良好的译者是如何为他的读者省事，给“sivilization”安了个正确的波斯文拼法。这引出了一场漫长的课堂讨论，关于忠实程度问题，也关于如下事实：每部小说中的词，包括这一部——事实上，或许尤其是这一部——都既是有血有肉有骨骼的，也是富有灵魂和精神的。无论你怎么去解读它们都可以，你有这个权利，但你没权利——没有权利——为了满足自己，随心所欲地去损毁它们或给文本整容。

二十年后我将在华盛顿忆起这场争执，因为另一位用意良好的出版商尽责地把另一个词从文中抹掉了，这个词在如今看来显得更具有煽动意味，他的理由是，他觉得没理由去冒犯敏感的现代读者。所以他决定把“黑鬼”这个词——这个词在整本书中出现了219次——从这一版中删除。他不是第一个表达如此顾虑的人。1957年，NAACP（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称《哈克贝利·费恩》显示了种族上的冒犯，而1976年后，差不多每过十年，这种指控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新出现。托妮·莫里森[50]巧妙地涉入了这个话题，她认为：“如何处理马克·吐温使用‘黑鬼’这个词造成的对黑人学生的冒犯和可能带来的对白人学生的腐蚀性影响，本身就是个狭隘的想法”，它“是一种纯化论的观点，但也是一种简单的审查，它的目的是安抚成人，而非学龄儿童。对问题本身避而不见，得到的解决方法也只能治标不治本”。尽管这出版商并非孤立无援，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真的敢在文本上胡乱做改动。

我惊骇地目睹了最新一轮的争议上演，盯着《60分钟》里关于这个话题的新闻看了很久，一边愤怒地跟自己嘟哝着，一边潦草地写下笔记。我想起了伊朗的教授和出版商们，想起他们如何煞费苦心、自圆其说地提出理由，来支持他们从虚构作品中删除如“酒”和“做爱”这类文字，他们就像《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眼泪汪汪吃着牡蛎的海象和木匠一样。当然，区别是有的——因为新南方图书（New South Books）的出版商尽职地解释道，他的修改并没有受到政府的指派，而人们也有权利提出抗议，并且有权利去读未经删改的版本，那还是买得到的。在伊朗，大多数出版商和老师会同意审查文本是因为，如果不那么做，影响有多严重是可想而知的。而在这件事中，审查是源自一种正当的义愤，因为该出版商解释，作为土生土长的亚拉巴马人，他见证了马丁·路德·金和其他民权领袖们的斗争并被他们所改变，他只是想通过修改这本书来做正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