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词评（第6/27页）

船子和尚歌词与张志和渔父词句法全同，且皆咏渔人生活而寓以释道玄理，故后世并称之。张志和本题“渔父” ，《花间集》、《尊前集》有和凝，欧阳炯、李珣诸家作渔父，句法皆与张志和同。南唐李后主有渔父二首，句法亦不异。然五代以后，多题作渔歌子，清人编《词律》、《历代词谱》、《历代诗馀》均以张志和词为渔歌子最早之作，而注云“一名渔父” 。然渔歌子乃唐教坊曲名，见于《教坊记》，则开元、天宝时已有此调。张志和词，颜真卿、李德裕皆称渔父词，何以不称渔歌子乎？《教坊记》著录称鱼歌子，不作渔字。敦煌曲子写本有鱼歌子四首，其作鱼而不作渔，与《教坊记》合。张志和词句法为七七三三七，敦煌本鱼歌子四首，因有衬字，故字数不一致，但均为二叠之歌词，前后叠句法均为三三七、三三六，则较张志和词为繁。由此可知渔父非鱼歌子也。任二北先生谓张志和之渔父，合于敦煌本鱼歌子之三三七句法，因而得出结论，谓“敦煌四词之写作时期，可能在张志和以前。” 此言余不敢赞同，从来文学形式，只有由简而繁。绝无由繁趋简。可以云鱼歌子乃渔父之繁化，不可云鱼歌子乃渔父之初体。然《教坊记》既已先有鱼歌子，而和凝、李珣诸家所作又仍称渔父，其句法又悉依张志和，更可知渔父与鱼歌子不能混同为一也。

船子和尚词既与张志和同，吕益柔石刻本何以不题作渔父而题作拨棹歌，此又一疑问也。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 。此文极为重要。其所谓京师者，乃指汴都，盖北宋时南北僧人所用佛曲之区别在此。唐者，谓自唐时相传之歌也。南方释子之唱道辞，想亦传自唐人，唯不用此名称耳。古书无句读标点，渔父、拨棹子为一为二，今未能定。或可读作“渔父拨棹子” ，乃以拨棹子曲调咏渔父生涯，而寓以禅理，犹敦煌词之“望月婆罗门” 、京师佛曲之“八相太常引” 、南宋人之“催雪无闷” ，皆以题目与曲名连写者也。若以渔父与拨棹子为二曲，则张志和所作为渔父，船子和尚所作为拨棹子。然此二家所作句法音节均同，似不可能为二曲，故余以为当读作“渔父拨棹子” 。自颜真卿、李德裕以下，以张志和词为渔父，谓其内容也。和凝、欧阳炯以下继承有作，遂误以渔父为曲调名。至宋人编录唐五代词，知渔父实非调名，遂改作渔歌子，此再误也。吕益柔称船子和尚所作为拨棹歌，必依据唐代以来相传之原题，拨棹歌当即拨棹子，其曲调名也。拨棹子亦盛唐时曲调，见《教坊记》，而其由来则更古于此，盖民间棹歌之流变也。唐人词题作拨棹子者，今未见。《尊前集》有尹鹗所作拨棹子词二首，每首皆二叠，下叠起句与上叠起句不同，已近似换头，二叠共六十字，句法与船子和尚词绝异，且用仄韵。尹鹗五代时人，《花间集》有其词，皆小令。此二词体式必非五代时所能有，恐为宋人伪托，不敢信也。唐人拨棹子令词虽无他作可参，然船子和尚词既称拨棹歌，而《能改斋漫录》又明言南方释子以渔父拨棹子为唱道之辞，则船子和尚此三十九首之为拨棹子，可无疑矣。其前三首形式上虽为七言绝句，然若破第三句为四三句法，仍可以拨棹子歌之，惟添一衬字而已。吕益柔总题之为拨棹歌，而不别出此三首，其意可知也。

船子和尚拨棹子三十九首全文，近代未见印本，余故附录于此，以广其传。明杨升庵《艺林伐山》载船子和尚四偈，皆七言绝句，其第三首为吕氏石刻本所无，亦不见于宋人书，不审何从得之，今姑以录入，共四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