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2/10页）

这个四月比任何一个四月都阴郁压抑。在这个月，将军面临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向来有办法，但如今束手无策。他追崇独特文明使命的观点(3)，追崇美国精神，最终却被一只叫“怀疑”的小虫叮咬，陡地患上了失眠症，脸像疟疾患者的脸，白里透青，在别墅里转悠。几周前，亦即三月，南越军队北线失守，从那时起，他会冷不丁出现在我办公室的门口或我在别墅的房间里，阴着脸，扔下一沓情况报告之类的文件。“你信吗？”听他语气，我非回答不可。于是，我要么答：“不信，将军！”要么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邦美蜀，一个风景宜人的高地，一个以咖啡豆闻名的山镇，我的家乡，三月初竟然被洗劫一空，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南越总统绍，实在不愿提他名字，不知哪根神经搭错地方，竟然命令南越守军撤出高地，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岘港、芽庄相继陷落，南越军人为了逃命，竟然跟逃难平民争抢船只，从背后射杀平民，造成数千人死亡，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做着间谍该做的事情：将这些文件拍照。照片会让与我接头的敏很开心。我读这些文件，也很开心，因为它们让我看到南越政权行将灭亡。不过，文件提及无辜平民的惨况，我禁不住生起恻隐之心。或许，从政治角度看，我不该同情平民，但假若我母亲还活着，她会是这些平民中的一员呀。母亲可怜，我是她可怜的孩子。没人会问可怜人是否需要战争，也从未有人问可怜人是否想在海上漂流渴死，或者，是否想被自己的军人掠夺奸淫。假设被自己的军人射杀的数千平民活转过来，怎么都不敢相信他们当初的死法，正如我们无法相信，美国人——我们的朋友，恩人，保护人——竟断然拒绝了我们需要更多援助金的请求。假设有那笔钱，我们会用来做什么呢？当然，买弹药、燃料，买武器、飞机、坦克的配件。这些东西他们以前可是无偿相赠。行为乖张的美国人如今这么做，像给了我们注射器，却不再为我们提供毒品。（“免费东西，”将军满腹牢骚，“让人付出的代价比什么都大。”）

一天早晨，吃完早餐，议完简报上的事情，我为将军点上一支好运牌香烟。他怔怔地瞪着空中，忘记了吸烟。四月中旬夹在手指间的烟卷一点点化作灰，滚热的烟灰终于将他从迷离中烫醒过来。他嘴里蹦出一个有失身份的字眼，孩子们听了忍不住窃笑。夫人叫停了他们，对将军说道：“你再这么等下去，一家人可就都走不了了；事到如今，该叫克劳德安排一架飞机才是。”将军装作没有听见夫人的话。说说夫人吧：她的脑袋跟算盘一样细密；她的背直挺如军事教官；她生育了五个孩子，身材仍像处女；她的装束打扮足以令法国学院派画家们浮想联翩。这些画家可是最擅长使用最柔和的水彩与最飘逸的线条。一句话，她集越南女人优点于一身。将军对这份洪福，一辈子心存感激和敬畏。他揉着烫伤的指尖，看着我，说道：“我看，是该叫克劳德安排一架飞机了。”趁他再次专注于被烫指尖的空当，我瞄了一眼夫人，她只是扬扬眉头。“您看得准，将军。”我附和道。

克劳德是我们最信任的美国朋友。我们之间走得很近，近到可以互聊私事。有一次，他喝多了，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他有十六分之一的“黑鬼”血统。我也在喝酒，喝的是田纳西波旁威士忌，跟他一样，也醉眼饧然。“原来如此，”我应道，“难怪你头发黑，皮肤也黑。难怪你跟我们一样，恰恰舞跳得这么好。”“贝多芬，”他继续道，“也有十六分之一‘黑鬼’血统哩。”“哦，”我应道，“难怪《生日快乐》歌你唱得也那么好。”我俩一九五四年就认识了，迄今二十余年。当时，我挤在一条难民船上。他在人堆里一眼看到了我，而且看出了我的天赋。当时，我仅九岁，但心理年龄可不止九岁。早先跟一个早期来越南的美国传教士学过英语，因此，我的英语堪称漂亮。克劳德以前的工作，在外人眼里，是救济难民。如今，他在美国驻南越大使馆工作。他面上工作，是帮我们这个被战争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发展旅游。应该想见，他再能干，要做成这样的事，非脱层皮掉身肉不可。其实，克劳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人。在越南还是法国人天下时，他就到了越南。那时，CIA不叫CIA，叫美国战略情报局(4)。胡志明与法国人交战时，寻求过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帮助。在他发表的越南《独立宣言》里，甚至引用了美国开国元勋的话。他的敌人对此不以为然，说，他一张嘴两张皮，不知道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不过，克劳德认为，他立刻就听出胡志明说的是鬼话还是人话。我离开将军书房，到了廊道当头我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与克劳德通了电话。我用英语说，将军已经绝望。克劳德越语一塌糊涂，法语更糟，不过英语还算漂亮。我之所以说他英语漂亮是因为，他的同胞并不是个个能说漂亮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