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第5/8页）

在基列社会里，家庭的生育功能几乎已不复存在，而是靠允许不断更换的扮演《圣经》中“使女”角色的外来人完成。虽然使女必不可少，表面上也像是家庭中的一分子，但实际上，她从来不是以一个“人”的价值而存在，而仅仅是一个生育机器。她生活在家庭结构的边缘，可以随意更换、遗弃。早在二十世纪末，大量的不育人数已使生育服务应运而生。如“人工授精”、“生育诊所”以及使用雇来专事生育的“代用母亲”等。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未来的基列以违反教规为由废除了头两个方法，但第三个方法因为在《圣经》中有先例可循而被法定下来并加以实行。然而，这一做法被基列“遵循效法”到了何其荒唐的地步！从每个月例行的“授精仪式”中，我们看到大主教和使女的关系不仅不能有丝毫性的文化色彩“爱”，就连性的自然属性“欲”也不许存在，性只剩下一个实用目的：生殖。基列的荒唐在于它否认“人”是社会结构中不可侵犯的基本单位。它看重的是某种小于人体的东西，特别是女性身体，各部分被仔细地切分开来，互不关联。对基列统治者实现他们的目标而言，女性的手脚无关紧要，至关重要的惟有子宫。拿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为例，她的可取之处只剩下那个梨子形状的器官，所有人的活动都围绕它来进行，马大、医生、夫人以及她所服务的大主教。然而，尽管所有这些活动同步进行，却缺少生命间的互动。在这里看不到亲情，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虽然基列宣传的是天下女人皆如姐妹，所谓“女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一心！在生活的道路上携手并进；在日常琐事中各行其责，相互帮助”。虽然丽迪亚嬷嬷常常鼓动：“我们追求的是女人与女人之间亲密无间、相濡以沫的精神。女人们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第34章）但在高压禁锢中，人性变得尖刻、丑陋。如在感化中心众人对珍妮的态度：

有那么一阵子，即便我们都知道她正在受罪，还是忍不住对她嗤之以鼻。

爱哭包。爱哭包。爱哭包。

我们是有意的，这就更其恶劣。

我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可那会儿我不是。（第13章）

在经济方面，基列实行的变革是剥夺女性的工作权力和个人财产，使女性在经济上失去独立性，彻底依赖男性。除此之外，我们并未看到基列在改善经济方面有什么上佳举措，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经济的严重衰退，百业不兴，娱乐业、教育业、律师业统统不复存在，食物匮乏，市场萧条。

在教育方面，基列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学校关闭，禁止女性读书写字，剥夺她们的受教育权利。在女性受“保护”的表象后面，是对遵守教规的严厉苛求、女性失去行动自由和对男性权威的绝对服从。

这样一个极端社会，能将人类引向何方？他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福祉？实际上，就连作为当权者代表人物的大主教本人也对此将信将疑。身为基列的统治者之一，他自己却处处违规逾矩，表现出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与使女奥芙弗雷德私下幽会，在奥芙弗雷德面前卖弄做作，私自藏有大量“异端”画刊和文学读物，甚至为了取悦奥芙弗雷德，竟让奥芙弗雷德乔装打扮，偷偷带她参加地下夜总会“荡妇俱乐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在这扇不同寻常的房门后面，所有的忌讳禁令都失去效力。”（第25章）它一方面表现出大主教的虚伪，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以及当权者中一些人面对使女们悲惨的生活现状出于维护该政权的需要所作出的“怀柔”努力。连他也觉得授精仪式“太冷冰冰没有人情味”（第26章）而因此受到良心谴责。我们看到，门里面的大主教表现得温情脉脉，潇洒倜傥，百般迁就，人情味十足，像个体贴慈爱的情人加父辈。“他希望向我证明什么，希望送我礼物，希望为我服务，希望唤起我的柔情。”（第32章）他尽力营造关爱气氛，把事情弄得似是而非。其目的是为了希望使女们“能够忍受目前的生活”。（第29章）只要使女们觉得她们的生活尚可忍受，便足以证明他们所做的一切合情合理、无可厚非。虽然大主教嘴上喜欢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遮掩掩，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列政权的空虚和当权者自己的底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