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 蛐蛐（第4/6页）

敲钟的小老头一九五八年冬天就来到村里了，来的时候就一个人。说起来也十来年了。小老头精瘦精瘦的，一年四季有三个季节穿着中山装，中山装笔挺，没有一处马虎，没有一处褶皱。而小老头的走路就更加特别了。他的步子迈得严肃而又认真，每一步都像他的头发那样一丝不苟。听人说，小老头是城里的，见过大世面。至于小老头为什么要到乡下来，那就复杂得要了命。没人知道。但是，有人听学校的校长说，小老头的嘴里长了五根舌头，一根说上海话，一根说高音喇叭里的普通话，一根说英格里希，也就是英语，剩下来的两根舌头一根说法格里希，一根说日格里希。村子里的人一直想弄清五根舌头是怎么长的，就是弄不清楚。因为小老头从来不开口，从来不说话。其实村子里的人并不在乎小老头的舌头到底会说什么，人们感兴趣的是，小老头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和女人亲嘴的。女人们可是讨了大便宜了。你想想，五根舌头搅来搅去，还不把女人快活疯了？不过神话很快就破灭了。那一年的春节前后，小老头从城里收到了一摞子信，还有一瓶酒。小老头先是看完了信，后是喝了酒。酒后的小老头连着冷笑了好几声，居然把所有的斯文都丢在了一边，张大了嘴巴号哭了起来。村子里的人奔走相告，人们说，小老头开口了，小老头开口了！一个村子的人都围在了小老头的四周。人们看见小老头的皱脸红得像一个灯笼辣椒，一脸的酒，一脸的泪。小老头伤心至极，旁若无人，闭着眼睛，把嘴里的舌、牙，以及心中的痛全部露在了全村的百姓面前。人们失望地发现，小老头只有一根舌头。这就没有意思了。人们离开了小老头，把小老头一个人留在冬天的风里。

小老头在学校里敲钟。平心而论，小老头的钟敲得不错。学校里的老师们说，他的钟声分秒不差。要知道，村子里的人们过去都是依靠高音喇叭里的“最后一响”来判定时间的，但是，那是“北京时间”，你说说看，村里人要知道北京的时间做什么？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现在，小老头的钟声终于使村里人有了自己的时间了。小老头就是村子里的一只钟。他幽灵一样的双腿就是闹钟上的时针与分针。寂寞是小老头自己的，只要他别停下来。基于此，人们原谅了小老头嘴里唯一的一根舌头。

小老头死在今年的夏天，这一点可以肯定。然而，小老头死于哪一天，怎么死的，至今还是个谜。小老头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谜，死得神秘一点也就顺理成章了。有些人的一生天生就神神道道，他们就那个命。来无影，去无踪，像树梢上的风。

暑假来临之后学校里头就空荡了，整个校园只剩下铺天盖地的阳光和铺天盖地的知了声，与之相伴的是小老头幽灵一样的身影。然而，老槐树上的钟声每天照样响起，校长的老婆关照过的，他们家的闹钟坏了——不管学校里有没有学生，钟还是天天敲。“是公鸡你就得打鸣。”

就在八月中旬，离开学不远的日子，学校院墙外面的几户人家闻到了肉类的腐臭气味。气味越来越浓，越来越凶，姜家的瞎老太太赌气地说，怎么这么臭？小老头烂在床上了吧！这一说把所有人的眼睛都说亮了，人们想起来了，老槐树上的钟声的确有四五天不响了。他们翻过围墙，一脚踹开小老头的房门，“嗡”地一下。黑压压的苍蝇腾空而起，像旋转着身躯的龙卷风。密密麻麻的红头苍蝇们夺门而出的时候，成千上万颗红色的脑袋撞上了八月的阳光，眨眼间，小老头的房门口血光如注。苍蝇在飞舞，而小老头躺在床上。蛆在他的鼻孔、眼眶、耳朵上面进进出出。它们肥硕的身躯油亮油亮的，因为笨拙和慵懒，它们的蠕动越发显得争先恐后与激情澎湃。蛆的大军在小老头的腹部汹涌，它们以群体作战这种战无不胜的方式回报了死神的召唤。它们在侦察，深挖，你拱着我，我挤着你。它们在死神的召唤之下怀着一种强烈的信念上下折腾、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