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乐园追忆（第12/16页）

“啊，我还很轻松就过来了。”瑞典佬说道。

“我看你也是。”我语气委婉地附和道，心想这个自我满足的大家伙真的得到了他想的任何东西。尊重应该尊重的东西，对什么也没有异议，从不因自卑烦恼，也不因迷惑难受，或者遭受无能的折磨，怨恨的毒害，愤怒的驱使……生活对瑞典佬来说就像绒线球一样慢慢展开。

思绪将我拉回到他信中关于将给父亲写颂词的专业咨询。我自己不想提颂词的事，然而谜团还未解开，他为什么不提这回事，如果不愿意，为何要放在信的首位。就我所知我只能认为他的一生比较而言既不是太富有，也不是矛盾重重。那封信主要与他的手术有关，涉及到后来发生的、与他性格不符的事情，或某种突如其来的情感。是啊，瑞典佬利沃夫的亲笔信表明他发现不是健康而是病态，不是强壮而是虚弱的滋味；知道没有名望是怎么回事，生理上的耻辱、蒙羞、厌恶和绝望是怎么回事。他也才懂得向他人请教是怎么回事。忽然被曾给予自己保障、使自己优于他人的美妙的身躯所背叛，他一下失去平衡，从所有人中抓住了我，想替他拉回死去的父亲、重新获取父亲的力量来保护他自己。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崩溃，在我看来，以前深藏不露的他已经变成一个冲动、衰弱、急需呵护的人。死亡突袭了他的生活之梦（就像我在十年之中遭遇的第二次那样），令我们这种年龄的人烦恼的那些事并没有将他放过。

我不知他是否愿意再回忆一下卧病在床时的脆弱，这会让他真正了解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家的生活表现出来的那样，还记得那种阴影像有毒的冰块凝结在一层又一层生活的满足之间吗?他总算如约前来。这意味着无法忍受的痛苦还在，自我保护没有恢复正常，紧急状态并未结束?或者前来露露脸，海阔天空地愉快闲聊就是他想借以摆脱最后恐惧的方法?看他坐在对面吃着意大利菜，显得那么单纯、诚实，我越想越远。这人的本来面目令我难以琢磨、无从把握。我苦于对瑞典佬这种混乱不堪状态的担忧，只能看到他的外表，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不能形成确切的看法。我明白自己到处寻根求源、要弄清这家伙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这个谜团我可解不开，仅靠推理攻克不了他。这是他自己的谜，我这么干如同想从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嘴里得到信息那样艰难。

我在信中告诉过他电话号码，如果他再也不感到死亡的恐惧，为何不来电话取消约会?既然一切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他又夺回了曾使他无往不胜的那种鼎盛荣光，还找我干什么?不，他的信没有道出全部真相，否则他是不会来的。肯定有迫切的事，或者是曾经使他大病一场的东西并未离他远去。一种未经检验的存在再也不能适应他的需求了，他要让人把某些事情记录下来，所以找到我：写下可能忘却的事情。这时却省略了，忘记了。会是什么事情呢?

或者他只是个幸福的人而已，幸福的人也确实存在，为什么不可能?我对瑞典佬的动机进行的胡乱猜测不过是职业性的急躁，对瑞典佬利沃夫有一种托尔斯泰对他笔下的伊凡·伊里奇^{[13]怀有的偏见，这个人物在他的小说中被大大贬低，用专业术语讲，那是因为他创作的初衷就在于要无情地暴露看似平常的东西。伊凡·伊里奇是个身居高位的法官，过着“社会公认的绅士生活”，在临死时深受焦虑和恐惧的折磨，他不由得想到“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从一开始，托尔斯泰就总结性地写道，作为大法官，在圣彼得堡有漂亮的住房，每年有三千卢布的可观薪金和身居高位的朋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也许是吧。在1886年的俄国可能是这样。但在1995年新泽西州的旧里姆罗克，当这位伊凡·伊里奇打完上午的高尔夫和朋友回到俱乐部吃午餐，高声大叫“没有比这更好的”的时候，这也许比托尔斯泰笔下的情形更接近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