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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哥伦比亚的最初几个月里，她活跃得近乎暴躁，似乎再也没有必要对自己假装病了或者虚弱不堪。她参加了一个小型剧团，热情地投入到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中，她设计、描画舞台背景，给剧团筹集资金，甚至还在制作方面发挥着一些小作用。斯通纳下午回家时，发现客厅里坐满了她的朋友，这些陌生人都看着他，好像他是一个擅入者，他对这些人礼貌地点点头，就退到自己的书房中去了，在那里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闷声闷气地在慷慨激辩，就在墙壁那边。

伊迪丝买了架二手的直立式钢琴，放在起居室里，靠着把这间屋子与斯通纳的书房隔开的那面墙。她在结婚前不久就放弃了钢琴，现在几乎是重新开始，练习着音阶，辛苦地做着对她来说已经太困难的练习，有时一天弹两三个钟头，经常是在晚上，把格蕾斯放到床上后弹。

斯通纳邀请到他书房里谈话的学生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而且聚会更加频繁。伊迪丝不再满足于继续待在楼上，远离这些聚会。她执意要给他们斟茶倒咖啡，做完后就自个儿坐在房间里。她说话高声，一派开心的样子，设法把话题转到她在小剧院的工作，或者她的音乐、绘画、雕塑上来，后者（她宣布）自己将重新捡起来，只要一找到时间。这些学生既不解又难为情，渐渐不来了，斯通纳开始在大学咖啡馆或者散布在校园周围的某家小咖啡店里请他们喝咖啡聚会。

他没有跟伊迪丝讲起自己的新动向，她的活动在他心里只是激起一些小小的烦恼，她好像很开心，尽管也许有那么点故意的味道。最终，是他自己对伊迪丝选择的新的生活方向负有连带责任。他已经无法从他们一起的生活以及婚姻中为她找到任何意义。因此，对她来说去追寻在那些与他毫无关系的领域里自己能找到的意义，并且走上他无法追随的道路，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作为一个老师，斯通纳取得了崭新的成功，而且在优秀的研究生中日益受欢迎，在这一事实的大胆激励下，1930年夏天，他开始着手写一本新书。现在，他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他和伊迪丝两人互相还保留着共用那间卧室的表面默契，但他很少去那间屋子，晚上更不去。他就睡在书房的沙发上，甚至把衣服放在他在书房一角打造的一个小小的壁柜里。

他可以跟格蕾斯在一起。跟母亲第一次长时间不在身边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养成的习惯一样，孩子很多时候都跟父亲在书房里待着。斯通纳甚至给她支了张桌子和椅子，这样她就有个地方可以读书和做家庭作业了。他们一起吃饭的次数比不止两个人的时候要多。伊迪丝经常长时间不在家里，不出去的时候又频繁地举办小型派对招待剧团的那些朋友，这些聚会根本不把一个小孩的存在当回事儿。

后来，忽然间，伊迪丝开始在家里待着了。他们三个人又开始一起吃饭，伊迪丝甚至做出一些举动，想收拾屋子。屋子很安静，连那架钢琴都不使用了，所以琴键上蒙了层灰尘。

他们很少谈论自己或者互相谈论时，又进入一起生活的那个点，以免让他们一起生活的那个微弱的平衡打破。所以，在长时间的犹豫和对后果反复考虑后，斯通纳终于问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他们坐在餐桌边，格蕾斯找了个借口，拿了本书回到斯通纳的书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伊迪丝问。

“你的朋友们，”斯通纳说，“他们有段时间没来了，你好像也不再参与你们的戏剧工作。我只是纳闷，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伊迪丝差不多用一种男性的姿态，从身边自己的烟盒里抖出一根烟，用她抽了一半的另一根烟头点燃。她深深地吸了口，没有从嘴唇上拿掉烟，然后把脑袋向后仰过去，这样，当她看着斯通纳时，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带着好奇和算计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