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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周一周过去，让我惊异的是，怀孕这件事情并不是一种负担，反倒让我很轻盈。那种恶心的感觉很轻微，我的身体没变得虚弱，我的心情也没有受到影响，我还是像之前那样，想做什么做什么。在我怀孕三个月时，我的书获得了一项比较重要的奖项，这给我带来了更多声誉，还有一些钱。尽管当时的政治气氛很排斥那个奖项，但我还是去领奖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身体和精神上的实现，让我忘记了羞怯，我变得很开朗。在致谢的发言中，我讲得太多，我说我感觉很幸福，就像宇航员走在白色的月球上。几天之后，我感觉自己很强大，就给莉拉打了电话，跟她讲了那个奖项的事情。我想告诉她，事情并不像她预测的那样糟糕，我现在一切顺利，我很满意。我感觉自己那么得意，我想超越她带给我的不安。莉拉在《晨报》上看到了那则消息，还有我说的关于宇航员的话——那不勒斯的报纸用几行文字谈到这了个奖。还没等我告诉她这个奖项的事，她就很辛辣地批评我了。她讽刺说，白色的月球上？有时候最好闭嘴，也不要说这些废话。然后她补充说，月亮是一块大石头，是几十亿石头中的一块，石头就是石头，你最好脚踏实地，面对地球上的这些麻烦。

我感觉胃里一阵绞痛。她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她不希望我幸福吗？或者她一直都没有好起来，是她的心脏病一直在增强她邪恶的一面？我想说一些难听话，但我没法说出口。而她就好像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已经伤害到我了，就好像她觉得自己有权利伤害我。接着她用一种友好的语气，跟我讲她的事情，她已经和她哥哥、母亲甚至是父亲和好了。她和米凯莱·索拉拉因为鞋子的牌子，还有他应付给里诺的钱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她还和斯特凡诺进行交涉，希望从经济角度，他能做詹纳罗的父亲，而不只是给玛丽亚当父亲。无论是针对她哥哥里诺，还是针对索拉拉兄弟和斯特凡诺，她都说了一些非常恼怒的话，有时候很粗俗。最后她问我，就好像真的迫切需要我的看法：“我做得对吗？”我没回答她。我得了一个奖，她只记得我说的关于宇航员的话。也许是为了刺激她，我问，她还有没有那种脑子连不上线的感觉。她说没有，她重复了好几次，说自己很好，只是有时候，我用眼睛余光看到，有人从家具里出来。她说这些话时，还带着一种自嘲的笑。后来她问我，怀孕怎么样了？很好，非常好，我说，我从来都没这么好过。

那几个月，我经常出行，我经常受到邀请，不仅仅是因为那本书，也因为我写的一些文章。为了写这些文章，有时候我不得不出去，近距离接触罢工的新形式，还有老板们的反应。我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做这些事让我很高兴，我感觉自己在桀骜不驯、充满力量地进行反抗，我柔顺的外表是一种乔装。实际上，因为这个缘故，我混迹在工厂门口的人群里，我和男女工人，还有工会的人谈话，我在警察中间游走，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农业银行被炸时，我当时在米兰的出版社里，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没有不祥的预兆。我觉得，我是那种无法抵挡的力量中的一股，我感觉自己坚不可摧，没人能伤害到我，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俩是一体的，是一种持久的存在，我是抛头露面的，他（或者她——彼得罗希望那是一个男孩）到现在还看不到。剩下的就是一溜风、一阵阵声音和影像，无论是好是坏，都构成了我工作的材料，这些东西要么随风而逝，要么就成为我写作的材料，通过神奇的语言，变成一个故事、一篇文章或者一段公众演讲，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说的、我写的符不符合社会规范，或者说艾罗塔一家、出版社、尼诺喜不喜欢这些，尼诺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写的这些东西，帕斯卡莱、娜迪雅和莉拉也一定会看到，为什么不呢？他们一定会想着：看吧，我们曾经对莱农不公正，她一直站在我们这边，你看看她写得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