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那不是我的发条橙（第3/6页）

我曾与乔治·德怀尔在其利兹主教辖区探讨小说家的道德责任问题。我被邀请参加《约克郡邮报》组织的文学午餐会，乔治在餐会上带领大家作了饭前祷告。乔治硕士论文做的是波德莱尔，他对《恶之花》了如指掌。文学，即便是这种走俏于文学午餐会的文学，都是这个堕落的世界的一面，它的使命便是澄清堕落的本质。一部小说的主人公犯了罪或是不道德，如果给有思想的读者读，他也能由恐惧得到陶冶，让自己远离自身的罪恶之根。而对于没有思想的读者，它什么作用也不会发生。迷失了本性的文学固然会诱发恶行，但那不是文学的错。《圣经》也曾让纽约的一个杀手受到启发，用孩童祭祀他的邪主；杀人犯黑格，他杀掉女人，然后喝她们的血，就是因为沉迷于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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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秋天，利亚娜注和我应华纳兄弟公司的要求来到伦敦，下榻克莱里奇饭店，准备参加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发条橙》的一个内部预映。

我对库布里克的作品很熟悉，而且很钦慕。《光荣之路》当时在法国还没有公映，它是对战争的残酷性的一个简洁的隐喻，在这部电影里，法国人比德国人表现得更加凶残。《奇爱博士》便是对我们都期待的核毁灭的一种尖刻讽刺。库布里克通过这种点缀着蘑菇云的独幕剧把握到一种真实的受虐心理：惧怕某种东西，同时又暗中期待它。不过，我感觉他高估了彼得·赛勒斯的演技，让他在这部力作中同时扮演三种大相径庭的角色，以致模糊了强迫性技术崇拜的讽刺性。《洛丽塔》不会成为佳作，不仅因为詹姆斯·梅森和赛勒斯的角色分配有问题，而且因为库布里克并没有找到与纳博科夫文学的奢放风格相匹配的电影手法。我知道，纳博科夫被退过稿；况且，我自己的《发条橙》的全部手稿也被退过。于是我担心那曾经害了电影《洛丽塔》的删减至只剩情节骨架的手法会把电影《发条橙》拍成一部可有可无的色情片。这两部书的作者的意图都在于突出语言，而非性和暴力；然而，电影不是词语构成的。看了《2001太空漫游》，我期待一种对视觉未来主义的专业尝试。小说《发条橙》的背景设置在一个年代不详的未来，或许已经成为过去了；库布里克有机会创造一个幻想的未来，通过布景增加逼真度，它可以对当下生活产生影响。

当克莱里奇饭店的接待人员认可了利亚娜是我的妻子，而不是一个讲意大利语的保姆，他们给我们一间阿拉伯石油酋长的套房，把我吓坏了：我担心我必须为这部电影卖苦力；电影公司可不允许不劳而获。利亚娜、德博拉·罗杰斯注和我来到一间“索霍”放映室，后面坐着库布里克，听完沃尔特·卡洛斯电子乐版的亨利·珀塞尔为玛丽女王作的哀乐，电影便开幕了。十分钟后，德博拉说她受不了想出去；十一分钟后，利亚娜也这样说。我把她们都拉回座位；面对这些高度渲染的攻击镜头，她们再愤怒也不好对库布里克失礼。我们把电影看完，但结局并不是我1962年在伦敦出版的那本书的结局：库布里克参考的是美国的删节本，电影以一个逼真呈现的幻想作为结局，这个结局出自美国版的最后一章，也就是另一版的倒数第二章。亚历克斯，这个恶棍男主角，本来被调节得厌恶暴力，如今条件反射失效，他正在跟一个赤身女子扭斗，围观的人穿着赛马服，都在小心翼翼地鼓掌。亚历克斯沾沾自喜的画外音：“我真的痊愈了。”为自由意志的辩护成了犯罪冲动的洋洋自得。这本书的英国版写了亚历克斯长大，并且抛弃了暴力，将它称作孩子气的玩偶；库布里克承认他没见过这个版本：这个美国人，尽管他住在英国，只参考了美国人被允许看到的唯一的版本。我诅咒诺顿公司的埃里克·斯温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