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的婚礼 卖酸奶人当中的可怜人是卖钵扎的（第3/4页）

费尔哈特：麦夫鲁特叫我去婚礼时，我说：“算了，我不去！”为此麦夫鲁特伤心了。但我又想再去看一眼夏希卡婚礼礼堂，在那个地下的宽敞空间里，我参加过很多次左派的会议。社会主义政党和协会的代表大会及全会，每每唱着民歌和国际歌开场，却总是在打斗和椅子大战中结束。造成这些打斗的，不是手拿棍棒来突袭会场的民族主义分子，而是左派协会里亲苏或亲华的各个派别，他们总是不停地相互痛打。1977年的广场之战后，库尔泰佩的左派遭到失败，所有这些地方都落入了获得国家支持的右派手中，我们也就没再去过。

麦夫鲁特没有告诉费尔哈特，夏希卡婚礼礼堂是乌拉尔的一个亲戚经营的，婚礼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得以举办的。“你跟左右两派的人都混得不错啊。”费尔哈特依然含沙射影地对他说，“就凭这个本事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人。”

“我想成为一个好店主。”麦夫鲁特说。他在费尔哈特身边坐了一会儿，从桌下往费尔哈特的柠檬水里加了酒，之后又单独倒了酒。他拥抱亲吻着他的朋友说：“总有一天，咱们要开一家土耳其最好的店铺。”

麦夫鲁特对主持正式婚礼的市府公务员说“我愿意”时，他觉得自己能够放心地将一生交到拉伊哈的手上，同时他也信任拉伊哈的智慧。他知道，在婚礼上什么也不用操心，只管跟着妻子跑—他们的整个婚姻生活也将如此—既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轻松起来，又可以让他内心里的孩子（不是拉伊哈肚子里的孩子，是麦夫鲁特骨子里的孩子）感到幸福。半小时后，犹如一个和所有人亲吻后跟保镖坐到一起的政客，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和手下人入座后，他去亲吻了同一张桌上所有男人（一共有八个人）的手。

礼堂正中摆放着两张为新人准备的沙发椅。麦夫鲁特和拉伊哈在银色边框的红色天鹅绒沙发椅上坐下后，从占据多半人群的男人当中，他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多数是他爸爸那一辈的卖酸奶的人。由于挑扁担，他们的肩膀都被压塌了，也都驼背了。因为卖酸奶的营生无以为继，他们中最贫穷、最失败的人，上午就改做别的营生，夜晚和麦夫鲁特一样卖钵扎。某些人之前在城里的偏远街区盖了一夜屋（有时他们会拆掉旧的，盖新的），现在这些地皮值钱了，他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便让自己退休或者回到农村。一些人除了在农村有面向远处贝伊谢希尔湖的房子，还在老的一夜屋街区有房子。这些人抽着万宝路香烟，被报上的广告、实业银行的储钱罐、小学里灌输的知识所蒙骗，把日积月累攒下的钱，成年累月一分分地存进银行，可他们的钱却在最近的通货膨胀中瞬间化为乌有，担心贬值而存到银行家那里的钱也都蒸发了。一些人的儿子就跟麦夫鲁特一样，还在当小贩。麦夫鲁特在（像他爸爸那样的）男人群里发现，很多人做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小贩，直到年迈也没能攒下任何钱，甚至在村里都未能拥有一座房子、一个院子。和他妈妈坐一桌的，都是这些生活在农村的年老疲惫的小贩的老婆，麦夫鲁特不忍心看那里。

锣鼓唢呐声响起时，麦夫鲁特加入了在礼堂当中跳舞的男人群里。他一边蹦跳，一边用余光瞄着拉伊哈的紫色头巾。拉伊哈在女人那边的桌子之间，逐个和戴着头巾的女孩、姑嫂、阿姨们亲吻。也就是在瞄着拉伊哈的同时，他发现了从军队赶来参加婚礼的莫希尼。送礼仪式开始前，活跃的人群里出现了躁动，因为柠檬水、嘈杂声和礼堂里的潮湿闷热，人们犹如醉酒般，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要不是不时地看着乌拉尔他们那桌喝上一口酒，我是无法忍受那么多法西斯的。”费尔哈特说着从桌下递了一杯伏特加柠檬水给麦夫鲁特，他接过来一饮而尽。瞬间，他以为找不到拉伊哈了，随后又看见了她，向她跑去。从通向厕所的门口，拉伊哈正和两个戴着同样颜色头巾的女孩一起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