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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在我们点餐时（我只是说理查点什么我就吃什么），在让-克洛德和芬奇起劲儿地聊着该点哪种红酒配餐时，我有点儿生气。我觉得芬奇说那句方言“this joint has good food.（这里的食物不错。）”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而且看上去是个不太成功的美国人。（很快我就知道原因并非如此；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很多种语言，而且说话时会带出各种方言，甚至是美国特有用语，这纯属一种随意的乐趣。在苏黎世的这一天快结束时，我觉得，芬奇虽然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但是相比我所认识的其他登山者，或许他是最不屑于拿自己的见识、能力和个人成就在他人面前显摆的人。）

这里的食物的确好吃。不论什么牌子的红酒都很好喝（我二十二岁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辨别红酒）。而我本以为服务员会很招摇，甚至对我们几个外国人表现出带有德国意味的瑞士式专横无礼，可他们却非常礼貌地招待我们，他们默默地上菜，撤盘，仿佛都是隐形人。（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为数不多的几条箴言之一就是：不引起客人注意就是优质服务。此外，在他和我妈妈送我到哈佛大学的那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严肃地说了另一个观点：“好了，杰克。从这一刻起，你就是个男人了，要对你自己负责。努力别让酒瓶靠近你的卧室，尽量让老二留在你的裤子里，还要埋头书本，直到你拿到文凭为止。任何文凭都可以。”）

我放下我的红酒杯，这才注意到芬奇、让-克洛德和理查正在讨论我们的计划，比如说这会儿正说到我们即将进行“寻回探险”，把布罗姆利的个人物品带回来给他的母亲，又或者，因为我们都晓得带回个人物品的可能性近乎于零，所以起码要带回详细报告，说明小珀西瓦尔到底是怎么死的。理查之前和我们保证过，芬奇绝对了解不能把我们这次私下探险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再说了，”理查曾经这样补充道，“现在芬奇和登山俱乐部、珠峰委员会及整个皇家地理协会之间关系紧绷，他自然不会急着告诉他们任何事情……更不用说我们的秘密了。”

“这么说你认识珀西瓦尔……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让-克洛德开口问。

“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他雇我做向导。”芬奇温和地说，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才有的语气，而且略带德国口音，“当时布罗姆利想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登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他顿了顿，第一次看了看我，“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是一座尖坡状的山，佩里先生，那里非常陡峭，像根大钉子一样，是位于阿罗拉山谷东边的格兰茨登特斯主山脉最边上的一座山峰。”

“没错，我去过那里。”我说，我的声音里有些不耐烦。毕竟我不再是一个登山菜鸟了。去年秋天，我、让-克洛德和理查已经以横切方式登上了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

芬奇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语气，也可能他注意到了，却压根儿不在意。他点了一下头，继续说道：“即使是在那时，小珀西就有能力完成横切攀爬，不过他希望尝试攀爬他口中‘诱人’且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连绵冰川竖坑，这些冰川竖井是菲尔皮科冰川上部上方2000英尺高的岩壁上的裂口，他希望有人用绳索和他拴系在一起攀登。”

我们三个人都等着芬奇说下去，可他似乎对布罗姆利这个人以及我们的对话失去了兴趣，把他的注意力又放到了牛排和红酒上。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理查问。

芬奇抬起头，仿佛理查说的是斯瓦希里语。（我意识到，这么比喻真糟糕，因为事实证明，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一点儿斯瓦希里语，而且相比说斯瓦希里语，他的理解能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