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第5/12页）

“但那可是南极的冬天。”我顿了顿说，总觉得自己接下来说的话肯定会特别傻，“我总以为阿德利企鹅不会……我是说，不会在一个地方过冬。我以为它们会在十月的某个时间到达那里，然后在来年三月初带着它们的小企鹅离开。我是说，那些幸存下来的小家伙。我说错了吗？我一定是弄错了。”

雅各布・佩里又笑了。“你说得完全正确，西蒙斯先生。我到那里的时候，只能看到两三只企鹅摇头晃脑地跳进海里——那时候正值罗伊兹岛的三月初，很快小屋附近就会结冰，无冰水面差不多在数十里之外，我是在十月份的春季被人接走的，当时，阿德利企鹅还没返回群栖地再度交配，养育幼仔。我没法观察企鹅的习性。”

我摇摇头。“我不明白。你不是奉命去那里……天哪，花了七个多月，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去罗伊兹岛的群栖地观察企鹅，可那里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企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阳光。你不是生物学家或者科学家吧，佩里先生？”

“不是，”佩里先生再次咧嘴笑，“我在哈佛大学学的是英文，主要研究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文学，当然也包括不少英国文学。1923年我毕业时，亨利・詹姆斯正炙手可热。詹姆斯・乔伊斯是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出版了《尤利西斯》。而他那本《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则是六年前出版的。我当时花了一年时间在欧洲滑雪、登山——二十一岁那年，我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1924年，我看了马多克斯・福特《国际观察》上的一篇故事，遂而决定立即离开瑞士，前往巴黎，见到他在文中写的那个年轻人，把我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

“你去了吗？”我问道。

“是的，”佩里先生笑道，“当时，海明威是《多伦多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要说对付我这种头脑发热的人，他还真有一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的，那个地方很小，脏兮兮的。他立即叫我去楼下的咖啡厅喝咖啡，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过了几分钟，他看了一眼手表，便说他必须回去工作了，将我这个正做着作家梦的人留在了咖啡厅里。”

“你把你写的故事给他看了吗？”

“当然，他看了三部，每部都只翻了翻前几页，便说让我不要放弃自己的正职工作。可这根本不是你想听的，对吗？人老了就喜欢唠叨。”

“挺有意思的。”我只嘟囔了这么一句，但我同时又在想，天哪，你居然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还被他告知你不是当作家的料。这是什么感觉？要么就是佩里在吹牛？

“还是回到你感兴趣的话题吧，西蒙斯先生，谈谈1933年到1935年间南极的事——我被伯德上将聘用，做了一名杂工，因为我有登山的经历。在探险期间，探险小组的科学家会在各大山峰做些研究工作。我压根儿就不懂科学，对企鹅也不怎么了解，现在还是不太了解，尽管养老院里的电视经常播放自然纪录片。但在1935年，这都不是问题，因为伯德上将只想把我打发走，直到那年春天，当所有人都要离开南极时，他们才来接我。”

“所以，你在又冷又黑的地方待了七个月？”我傻乎乎地说，“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这么不待见你？”

佩里先生用一把非常锋利的小折刀切开一个苹果，递给我一块。我接了过来。

“我救过他的命。”他嘴里吃着苹果，平静地说。

“对哦，玛丽说1934年，伯德上将孤身一人被困在一个高级气象站里，你跟几个人一起救了他。”我说

“没错。”佩里先生说。

“看来是因为他被人救了后觉得没面子，就把你赶去了罗伊兹角的小屋，也让你体验体验孤独的滋味？”我实在是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