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0的隐身（第15/17页）

“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全没有发现杨景超和哪位总监、副总走得特别近或关系特别好。他一直保持着工作上的专业态度，虽然我无法八小时不停地盯着他。这一点有些奇怪，杨景超绝不是杜民那种人，在公司这么久了，不可能没朋友。于是我开始找诸多借口向别人打听，这样，他在公司内私交较好的几个人也陆续浮出了水面。同时我也发现，案发后，这几个人明显彼此疏远了关系。这样的情况不免让人猜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很可能共同参与了谋杀事件，疏远关系纯粹是心理上的原因，他们不愿意别人——特别是还在调查的警察，把他们的同谋关系看破。

“还有一件小事，更加深了我对‘杨景超是凶手’这个假设的信心。八月八日是我的生日，公司选择了在八月一日为那些在本月过生日的员工庆祝。我发现同一天生日的人还真不少，我就和两名同事是同一天出生。从数学上说，这么多人的公司，同天生日的概率非常大。我突然想到，有没有可能有两个人同年同月同日生呢？我向老朱要了公司员工的资料，发现了一个巧合：杜民和杨景超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你们知道，一个人设置密码最常见的就是生日，既然他们生日一样，密码很可能也是一样的。那天杨景超进错了办公室，他打开电脑，输入密码，当然能够进去——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办公室，同时他也意外得知了杜民的密码。他也许马上就查看了某些加密的文件，发现对方正在调查他，并取得了实质上的进展。这就能更好地解释谋杀动机产生的过程了——以杜民那么小心谨慎的人，怎么会把重要证据放在办公室又不加以保护呢？

“那一个月，我一刻不停地思考着凶手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方法，每天都要在五楼和六楼的摄像头前徘徊。凶手选择在星期二作案，原因就是要利用只工作半天的摄像头制造不在场证明。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呢？我考虑了很久都不得其解，直到有一个周末，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介绍鳄鱼的节目，得知科学家光看背面是无法分辨鳄鱼性别的，只能把鳄鱼翻过身，查看生殖器官——那一刻，我就像触电一样恍然大悟！大家一定都遇到过误把陌生人当成朋友的经历——如果他们的身材相近，又穿着一样的衣服的话！为什么杨景超不再穿案发当天的衣服，也有了合理的解释，他担心同样的打扮会让某个人回忆起什么，发现案发当天穿这件衣服的不是他本人！我回到公司后，对比几位嫌疑人的背影，他们几个人的身高、身材、发型都很相似，如果穿上一样的衣服，从背后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分辨不出！那一瞬间我就破解了他们的手法，说实在的，我兴奋极了——虽然赢得有一些侥幸。下面的手法你们都知道了，我就不重复了。”

“嘿！这怎么行，我们只知道最终答案，分析的过程也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嘛！”

“唉！好吧。我们知道，这件案子就像接力一样，一棒传到另一棒，最后的冲刺就是向被害人的胸口刺进一把尖刀。公司里安装的摄像头都是朝一个方向的，不会转动，也就是说，进入公司以及在办公区从六楼下到五楼会被拍摄到正面，离开公司以及从五楼上到六楼只能拍到背影。所以可以这样假设，某人下楼的时间我们可以确定，而上楼就未必了，因为如果一个身材与前者相近的人穿着一样的服装上楼，我们会误以为是同一个人——只要证词与录像能对得上，就不会招致怀疑。

“我重新审视杨景超当天的录像，他在下午四点四十分从六楼下来，与另一个部门经理开了会，大约五点零五分，他就回到了六楼。如果此时这个背影是另一个人，那么杨景超就能够继续留在五楼而不被发觉。也就是说，杨景超在散会以后与预先等待在五楼某处的同伙互换了衣服。杨景超一直等到被害人回到办公室，期间他就藏在被害人杜民隔壁的空办公室里。时机一到，他迅速进入杜民的办公室，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凶器，杀害了杜民，然后把杜民电脑里的证据资料全部删除，再躲回隔壁的空办公室里。他为什么要冒险在五楼等了将近两小时再下手呢？我想主要是为了不让同伙上楼的时间落在死亡推定时间范围内，否则他们这么精心的策划就白忙了。杀了人以后，杨景超必须再想办法回到六楼。他当然不能直接上楼，虽然摄像头拍不到脸，却会留下一段引人怀疑的影像，这可是案发的敏感时间啊。他也不能借口说他是上午摄像头不工作时来到五楼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却不能解释自己在五楼干什么，而且在案发的敏感时间上楼，必然会被列为重大作案嫌疑人。他们怎么做呢？当然还是如法炮制。这个时候，那位假扮杨景超上六楼的同伙换回自己的衣服，下到了五楼。他故意让五楼还在加班的同事目击他的行动，为他做不在场证明。他离开时，与杨景超交换了身份。此时杨景超根本用不着换好衣服再回六楼，他身上穿的已经是同伙的衣服了。也就是说，他的同伙当天带了两套一模一样的衣服。这样一来，杨景超又回到了六楼，他只需要看准时机换回自己的衣服，与另一位同事一起打卡下班，就大功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