Ⅵ（第4/4页）

我从法院走到父母家，进了门连叫一声“爸妈”都省略了。老两口还什么都不知道。母亲问我脸色怎么那么差，问我是不是太累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或者是否做了任何回答。母亲在收拾厨房，让我把洗好的筷子放回抽屉。我照办了，可是没等自己将手从抽屉里抽回，另一只手就去关，把自己的手指头挤出了血。

我在厨房听到手机响起来。那一刻我不愿意接听任何人的电话。父亲恰巧在客厅，将手机拿进厨房，见我和母亲的手都被占着，就按了答话键。

“记者？请问，哪里的记者？”

我抢先一步，把手机拿过来，关了机。我拿着手机走出厨房的时候，知道父母担忧的眼睛给我的脊背追光。他们知道一定出事了。不小的事。

一晚上的多半时间，我都是陪母亲坐在电视机前。记得母亲在为她一直跟进观看的电视剧流泪，我说：“要是我像她那样死了，你和爸要帮我照顾叮咚啊。”

母亲一个激灵转过头。

“要是让叮咚落到她爸手里就惨了。”

我自言自语。还好，眼泪没有流下来。

母亲不止一次见过我这种时候。一个单身女人、单亲妈妈，一个不胜重压的女教师不在母亲面前表现“过不下去了”，又在哪里表现？所以母亲拿起我的手，搁在她的膝头上，轻轻拍打。她的巴掌那么软，她就是这样把童年的我拍打进睡梦，拍打上我不敢攀爬的滑梯，拍向我不愿去和解的小朋友。

我离开父母家的时候，快十点了，我差点要把你的事、我们的事倾诉给母亲，再大的噩耗丑闻，父母从我嘴里听说，比从任何其他途径听来要容易接受得多。但我突然觉得不用了，母亲会理解接受一切的，母亲是“无条件之爱”的代名词。

现在他们应该猜出来了。清早读报是老两口的习惯。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照片，一定惊讶得血压和心脏都出现刹那的失常。当他们看到记者不提姓名地写到一个近三十七岁的女教师，他们会意识到，那就是我。

全城人都知道你被判处死刑。而今天还是大晴天，楼下的退休老人们还是照常跳舞，八十年代的双喇叭录音机还照常唱着他们八十年代的情歌：“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从昨晚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打开手机。我知道此刻多少记者拥挤在手机那一端，比高峰期的汽车还挤，个个录音机就绪，提问就绪，我的回答将为当下最大的丑闻逐一填空补缺。拨开窗帘往窗下看，狩猎我这个丑闻女主角的人有十几个呢，背着相机，拿着录音笔，端着笔记本电脑。一个个邻居被他们拦住，有的指指我的窗子，有的摇摇头。几个记者进了楼门，脚步声先响在楼梯上，然后到达了我的门口。门被敲了几下，我盯着门。门这边是我和叮咚最后的堡垒，也留着你种的大丽菊、玫瑰和芫荽，以及天一油漆的墙壁、门窗。所以我就那么盯着被敲响的门。随他们去敲门，我是不会开的。

畅儿，你为什么选择过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去杀人？你是想在成年的第二天，就做个成年人来对自己一切行为的后果负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