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第5/10页）

每个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要经历一个有关字体的构建过程——那种“半殉难”的体验；而约翰·德汉克的经历则尤其不堪回首。他在木架中不停地寻找着小小的、按照诸如“亻”或“田”的形状排列的金属片，经年累月，他成了中文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他的同事乔治·A·肯尼迪则成了耶鲁拼音体系里中文拼音的主要设计者。）1950年，德汉克预言了汉字的灭亡之后，他在美国等待着，热切地盼望着改革的消息。那个夏天，毛泽东发布了一个指示：

文字体系必须要进行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其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文字来制定。

这个指示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德汉克和其他学者以为，共产党人只是要采用拉丁字母体系，但1950年的指示让文字改革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毛泽东要创造一个中文的字母体系。

毛主席的指示标志着文字改革的重要转折。从那以后，中国的语言学者花了好些年的时间，研究如何创造一个中国独有的拼音体系。同时，也失去了文字改革的势头。在约翰·德汉克看来，那是错失良机，也是他如此愤怒的原因。好几回，他对我说，他49年来都没回过中国，原因是文字改革的失败让他太伤心了。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像他的许多其他指示一样，其动机仍然是个谜。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德汉克，说起这个时期的事情，他推测说可能是朝鲜战争或中美关系的其他因素，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让他开始反对拉丁字母体系。德汉克催促我去当初采访参与这项工作的、还在生的语言学者；他特别提到，我应该和周有光会面，周已经将近百岁了。1982年，德汉克终于不太情愿地回了一次中国，那时候他问过周有光，1950年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什么。

“他说他知道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这个决定，但他不能谈论这个话题。”德汉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说，中国越来越开放了，而且周有光的年纪也很大了，因此如今周可能会愿意直言相告过去的事。

我从一楼开始。周有光和其他两个年迈的语言学家都住在北京城内，他们住的地方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宿舍楼。三个人的家共用同一个出口。按工作单位分配宿舍是共产党的传统，也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对于采访来说，这再好不过了。我所要做的只是上下楼梯，就可以见到仍然住在中国的几个最重要的文字改革者。宿舍楼的入口成了一座存放时间和语言的塔楼：这个下午的时光悄然流逝，改革者们渐渐老去，他们的回忆不停地穿梭在那场失败的改革运动中。

尹斌庸72岁，是三个语言学家中最年轻的，他住在一楼。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和肝癌病魔作斗争，身体消耗得厉害：他的胸膛瘦骨嶙峋，四肢脆弱。他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眉毛长得就像道教里的神明，一大团白色覆盖着他黄黄的双眼。或许他正处在痛苦当中，但表面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热情地欢迎了我，拿出了我寄给他的介绍信。另一个学者向我提过建议，叫我写张拼音的纸条和这些文字改革者联系，拼音就是中文的拉丁字母体系。对于我没有用一个文字就和他取得了联系，尹斌庸欣喜若狂。

半个世纪以前，尹斌庸从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有一段时间在中学里做数学老师。但他私下自己研究语言学，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后获邀到北京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他的背景并不特别，很多语言学家都具备数学或逻辑学的专业技能。

“数学和语言学之间一定有联系。”他说：“你常可以把数学方法直接运用到语言学中。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想想动物——哪种动物和人类有最密切的关系？你只要思考一下，大概就能把答案的范围缩小：牛，马，狗，猪。然而哪一种动物对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呢？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