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E 一尊青铜头像（第2/6页）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整个20世纪中叶，这种文化扩散论都受到了抨击。在近东地区和地中海，很多专家都认定，这种观点应该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对于文化发展的方式，专家们开始探索其它可能的解释，例如不同部落之间的贸易交换。中国迟迟没有接受这些理论，部分原因是由于现代的它投入在统一性和持续性的论调里。还有就是证据收集的相对狭窄：大部分考古学家都只盯着安阳一个地方。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为人们产生各种不同的想法提供了平台。随着移民和旅游的人们开始看到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人们忽然意识到了彼此间的差异。1980年代，像高行健（《灵山》的作者）和马建（《红尘》的作者）这样的作家，开始了长途旅行，随后出版了自己的书，书中描绘了这个国家不起眼的地方，那些边远而模糊的角落。1990年代后期，对属于中产阶层和上流阶层的中国人来说，西藏和云南成了新的旅游热点。少数民族宣扬其与众不同的特色，虽然不免有流于鄙俗的嫌疑：载歌载舞的人群，五彩缤纷的服装。

同时，好些建筑工地都挖掘出了文物，这些文物并不太符合对古代中国的传统认知。1980年代，湖南、江西这些南方地区的考古学家提出主张，他们认为在这些地方发掘的青铜器与商朝的青铜器大为迥异，所以应该考虑这些青铜器源自另一个独立的文明。起初，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反对这些理论，但三星堆出土的证据成了一个转折点。只要看一眼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就不可能得出结论说，这儿的文化发源于安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艺术上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湖南和江西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也是如此。考古如今为“分裂”中国出了一臂之力。

最后，大量的理论只能依据情形而定：人们在偶然之中发现的是什么，又恰巧用了何种角度去辨识这些出土的文物。个人与一件文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其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所决定。视角至关重要：如果你相信你站在中心，那么扩散论就是自然产生的见解。但是，如果你从外及内地接触一个文化，你看待这个文化的视角会截然不同。

视角1

距离：7,536英里。

地点：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马考米克厅406房

解说者：罗伯特·贝格利

贝格利教授是研究古中国青铜器的学者，他以才气横溢和讲究精确闻名，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倾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提出假设，他常常发出批评之声。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说话谨慎小心。我为写一篇《国家地理杂志》的稿件而采访他时，他强调说，中国国内的传统心态，使人们向来都对新发现回应缓慢。

他说：“正统的史学，总是关注于历史的单一直线发展：早期的统治家族把正统的规则一代代传给后世的继任者。如此一来，历史学家不会谈及这条皇家血统线索以外的任何事情。而甲骨文的记录，当然是从安阳的商朝国王观点出发看待任何事物的；这就像是《纽约客》上的那副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全世界就几乎只是一个曼哈顿。”

他继续说道：“在这儿，研究工作的其中一个难点，是由于书面的历史记录告诉了你什么属于重要的历史，因而考古的资金一直集中在安阳和其他北方的遗址上。而让人觉得讽刺的是，真正轰动的发现却都是偶然的，例如三星堆那样的地方。三星堆正在告诉我们：它所出土的东西，和我们曾看过的所有其他的古物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学者们提出假设说，三星堆的文化，可能与中亚或印度或缅甸有某种关联。然而，这些联系都不见得是很紧密的：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与这些文明已知的文物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可能只是一个先进文明的作品；这个文明在四川兴起，随后走向衰亡。